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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9章 法显佛国记（第1页）

三是、广州曾经是对外贸易的都会，汉武帝平南越后至东汉末年这一期间，为日南郡、交趾所超过，但随着外贸市场的转移，交趾的地理条件便远远不如广州优越了。

也就是说进口的物资如由交趾登陆，其内运路线比从广州登陆要长得多，所以，外商很自然地便以广州为停泊地点了。

东晋借人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路经西域进入北天竺再由中天竺到师子国（即斯里兰卡），在该岛居留二年，闻知师子国至广州有海道可回。

便于公元四一二年乘商人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转船返国。

原计划在广州登陆，后因遇飓风，被吹至青州（在山东半岛）上岸。

据法显的《佛国记》记载：当时的师子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已很频繁，法显是看到一柄来自晋地的绢扇，引起乡思，才决心回国的。

从师子国至耶婆提共行九十余日，然后在耶婆提停留五个月，等候信风，再直航广州。

按照商人所说，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五十日便可到广州。

可见当时广州与耶婆提之间，已有频繁的商舶往来。

该书还说，从耶婆提至广州的海舶，可载二百余人，并可贮存五十天的粮食和给养，其所航行的路线亦是当时最快捷的航线。

另外，随法显之后，往来南海之间的佛教徒，据冯承钩《中国南洋交通史》考证，约有十人。

其中，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公元四二零年）招集同志二十五人远适天竺，后于南天竺随舶放海达广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摩，于宋文帝（公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期间，应邀来我国传教，从诸薄港（即爪哇岛）乘搭印度商人竺难的商船直达广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由师子国随舶汛海，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至广州。

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经狼牙修（今马来半岛）、扶南，至南梁

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至广州。

还有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也是这个时期航海从广州登陆的，其中菩提达摩的登陆地点——西来初地，至今古迹犹存。

昙摩耶舍建王国寺，即现在的光孝寺。

据《宋书·夷蛮传》记载，广州当时“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

《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

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地方史书《州郡志》又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

因此，凡当广州刺史的，无不暴富。

俗话有“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

的说法。

《晋书·吴隐之传》也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四零二年，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吴隐之任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当时广州官吏贪污之风极盛，皆说因饮了市郊石门的贪泉水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