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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愣了一愣，记起来了：“文翁创立的学校？”

孝景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于成都城南修筑石室，并创立蜀郡郡学，号为“石室文学”

；后来两千年文脉不断，绍续直至现代，仍旧是西南鼎鼎大名的中学——孝武皇帝时的文学名家司马相如，少年时就曾负笈游学于石室；而托《上林赋》、《大人先生赋》的名头，皇帝也多少知道石室的底细。

以此西南文脉富盛之地，设一个太学也不是奇事。

“那又怎么了？你认不得去石室的路？”

“不是石室的事情。”

穆祺低声道：“是太学，太学的事情……依照惯例，武侯应该是很少去太学的。”

“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呢？

穆祺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很难解释——因为这问题也根本没法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如果要条分缕析，一一摸清，那肯定也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难于启齿，甚至……甚至可能要牵扯到整个西蜀的政治架构，乃至于诸葛丞相的理念。

诸葛丞相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呢？自然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但他所兴复那个汉室，又显然不可能一比一复刻两汉的制度——无论文景武宣的功绩多么辉煌，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往事不可复现，枯木再难逢春；高明渊深的政治家，当然不会蠢到膜拜死物。

所谓“复兴汉室”

，多半还是旧瓶新酒，别有机心。

因为朝乾夕惕，事务冗杂，武侯基本没什么时间详细论述他的政治理念；于是这套政治框架的细节，就只有从葛相最亲近、最密切、最能拿到第一手资料的人口中转述；而以穆祺听到的转述来看，武侯理念的核心，可以以《出师表》中的名言，一语蔽之：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

概而论之，在新的体系中，皇帝垂拱于上，丞相总览其责，百官各司职守；君主不再插手具体行政事务，而统揽的是“托付”

的权限——拟定战略、裁夺大政、下总的决心；而具体的事务执行，则由丞相及百司负责，各自整整有法；当执行出现问题时，皇帝则“治臣之罪”

，根据职守的划分分别问责。

决策权执行权与问责权分开，避免东汉以来权责混乱、上下失序，中朝外朝彼此撕扯，皇权不得不依靠宦官执政的窘境——以西蜀十余年实践来看，这种新设计的体系委实算得上一剂良方。

当然，皇帝不可能真下场一个又一个的检查工作，必须要有人肩负起检察体系的工作；而在诸葛氏的制度设计中，处士横议、清流舆论这一块的职责，是由太学生们负责的——年轻气盛、身家清白、没有过多的利益纠葛，这样的人负责放炮负责制衡，其实相当合适。

不过，太学生适合监察议论的前提，是别有用心的党争还没有渗入到太学之中。

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宦官士族束甲交攻，极端化的政治蔓延至太学之中，几乎将学生们一撕两半，学术体系彻底崩盘；于是处士横议变为党同伐异，舆论监督变为撕x大战，天下之事，从此再不可问。

有此前车之鉴在前，武侯便相当注重维护新生的政治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守则，便是将丞相府的执行权与太学生的监察权有限区隔开来，避免双方勾连，遗患无穷；而为了执行这条措施，自成都初定、秩序建立之后，除了数次礼节性的视察以外，实际统揽政局的诸葛丞相就很少踏足太学，甚至强力约束部属，将高层政治的纷争基本隔绝在学堂以外。

所谓内外有别、所谓举止有度，即使在西川高层斗争最为激烈，即所谓李严“行苏张之事”

的时候，武侯都从没有将顶层的权力冲突公之于众，更没有让冲突扩散，牵扯到整个国家机器，威胁脆弱的政治平衡。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运转权力的关键不在于放肆，而在于克制。

不过，这种克制也是隐忍的、含蓄的，党争、权斗、政治撕扯，每一个都不是能上得了台面的东西，更不是大汉丞相可以公开宣扬、公开阐述的信条；这种类似于申、商权谋之术的阴冷秘密，只有武侯最亲近、最信任、最不会隐瞒的亲传弟子，才能有幸窥视到真传。

比如——比如将这一事实转告给穆祺的那位“第一手信源”

。

可惜，第一手信源已经转告了他，那他就不方便再转告别人了。

所以穆祺踌躇片刻，并未开口，只是心中依旧疑惑：武侯的政治理念不会随意变更，那当然也不该随意突破惯例；以过往的惯例来看，丞相府根本不该过度牵涉太学的事务，武侯仅有的几次到访太学，都是光明正大的礼仪性质，是陪着嗣君一起去的重要公务。

……诶，等等，“陪着嗣君一起去的重要公务”

？

穆祺霍然瞪大了眼睛。

三天之后，穆祺衣着一新，带上同样衣着整肃的皇帝陛下以及卫青霍去病，再次穿越了调整完毕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