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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46 北定漠北（第1页）

建隆十一年初秋，在兴国之战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果上传抵京时，皇帝圣躬驾临岳桦宫，看望抱病在榻的母亲萧绰。

萧太后常年修身养性，少俗务繁累，因此身体一向保养得不错。

然而，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毕竟已过古稀之年，过去几年身子骨一直不太好，用再好的药补都无大用，让刘文济深感忧心。

萧太后，不仅是刘文济的母亲，更是他一路走来登上皇位的最大功臣，是几十年隐藏于他身后最重要的谋主。

可以说，刘文济能有今日，是萧太后一手造就了他，也可想而知刘文济对萧太后的感情。

看望之余，刘文济以当年“契丹亡国”

之事向萧太后致歉，但他还是小瞧了老母亲，萧后在契丹事上不说话，不是以沉默表示不满，只是不便开口罢了。

感刘文济内心之复杂多虑，萧太后仍是她坚持了几十年的态度，身心已入中国，再无契丹。

刘文济又咨之以漠北事，人老心明的萧太后，认识依旧清醒，意见很明确，乃蛮金国，宜早除之，草原大漠，宜分治之。

经过与老母亲一番简短却深刻的谈话后不久，刘文济彻底下定北伐大漠、攻灭金国的决心，并且，就在十一年秋，在秋高马肥，金兵最常南掠的季节，朝廷出兵了，正式开始直面并解决漠北之患，也拉开汉帝国对乃蛮金国全面反击的序幕。

当然，这是基于滇黔之乱进入尾声，西南大局趋于稳定的前提，否则以刘文济在军事上的稳重与谨慎，也未必就会如此急切。

综刘文济统治生涯，虽然一直面临着各种来自朝野内外的压力，但他对自己的作为也向来是清醒的，他极度渴望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而华丽的外衣，但绝不包括军事冒险。

不管是滇黔之乱，还是漠北之患，最终诉诸于军事打击，其主要目的仍是为帝国的安全与统治。

即便忍耐持重若厮，在发动北征之时，还是有人忍不住挑刺，闲言碎语，含沙射影，指责朝廷南征北战，是在穷兵黩武。

太和楼中的清谈阔论可以当耳旁风，那里议政之风从来开放，有反对也必有支持。

真正让刘文济感到糟心的，还是朝中一些官员的意见，还是他比较倚重的文臣。

比如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刘筠，就以西南未定、不宜北征上书谏阻，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北征不利因素，希望皇帝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人心对于刘筠一番建言，刘文济是出奇地愤怒，收到奏章后，即将刘筠召至驾前，狠狠地批判驳斥了一番，然后将其贬到漠南担任学政，让他在狼烟四起的塞北，亲口问问边地的军民，天下可安？人心可定？刘筠是雍熙朝的进士，曾与大学士杨亿并称“杨刘”

，在才学上虽然不如杨亿那般有灵气，但凭着扎实功底、清简风尚、标准道德，几十年下来也成为帝国文坛巨匠，士林领袖。

刘筠曾任中书舍人、知制诰，也曾知贡举，还常年在政法大学堂担任教授，还在那里，与考入大学堂的包拯结下了一段师徒之缘，他是“包大人”

的人生导师与仕途上领路人。

刘文济对刘筠抑或持类似观点臣僚的愤怒，根本原因在于，他被双标了，这是尤其让他讨厌，撕裂他内心的行为。

要知道，建隆九年时，他为何按捺不举，就是因为顾及西南。

如今，西南已然大局在握，正欲向北安民建功，刘筠等臣又拿此等言论来劝阻乃至指责，这十分让刘文济怀疑他们的居心。

甚至于，让刘文济产生一种，他对这些文臣“太好了”

的反思，否则岂容其如此放肆。

心情激愤时，刘文济是很想拿世祖时期的诸多大征来举例的，与之相比，他的建隆时代就已经不只是克制了，但依旧免不了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者。

然而，刘文济心里又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他毕竟不是世祖皇帝汉帝国于建隆十一年秋进行的北征，严格意义地来讲，只能叫“汉军出塞”

，不管从目标上还是规模上，都只是朝廷大举北伐灭金的一个前奏，但真正动员起来之后，就奔着决战去了。

对于和平多年的帝国军队来说，即便常年保持着不错军事装备与训练的边军，从治安维持转移到真正的战争轨道，这种变化依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