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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3页）

难道真的是我爸妈太讨厌她，把她赶走了吗？

直到我在我家的不远处发现了她，她和小赵记者待在一起。

我先是松了口气，又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看到她在哭，小赵记者递给她纸巾，然后两个人拥抱，然后小赵记者也哭了。

我心里开始紧张，她不会说我的坏话吧！

她和我的眼睛对上，然后就马上往我家的方向跑，我走向小赵记者，有些心虚地问她你们刚才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啊。”

“她是不是跟你说我坏话了。”

“没有啊，但你要是这么问，那你肯定是干坏事了。”

在成都摸爬滚打这么久，按理说这种不打自招的低级套路我不可能上当，但我当时也不知怎么的，好像缺根筋一样，就是愣在那，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反正我就是没干坏事。”

“没干就没干呗。”

她说，煐煐她只是说了关于她自己，她说她很害怕，我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她可以搬过来和我一起住，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成都来的厨子，平时给我们做饭，煐煐肯定爱吃。

但是，她还是拒绝我了。

“哦。”

我以为她会严厉地训斥我，以为她会劝阿谭离开我，并且她一定会说我配不上她，也许是个人都会这么想吧。

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内心所想是她的强项，这女的不按套路出牌，我一直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们似乎同时都打算说点什么，但彼此都打住了。

“俄切，答应我一件事。”

即使身处绝境，也不要伤害爱你的人，好吗？

我说好。

如果问一个长期在混乱中成长的人能从何处受益，大概就是磨练了一种对于突如其来的恶性事件的接受能力。

有人说，巴莫死于帮助别人。

同时他的死也好像真的改变了点什么。

普通村民和巡逻队的矛盾，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愈演愈烈。

据说海来家有个吸毒者偷偷贩毒，头人就下令他们整个家支所有在水泥厂和温泉酒店的工作的工人停工两个月，可是他们有的人压根就不认识那个毒贩，就这样也要跟着受罚，他们所有人都气得咬牙，也分不清最后恨得是那个毒贩还是那个头人。

交罚款这件事本身只会让戒毒人员和普通村民的矛盾更加重罢了。

可能在那些干部眼里只有当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人时才会让吸毒者惧怕，可是毒虫从来都只顾得自己，谁会在意别人？

大家纷纷开始抱怨连坐法对无辜者的牵连，可协会却为自己辩白，说连坐罚款一旦取消，就等于放弃了以亲属和社区连带关系为根基的执法手段。

几乎每隔十日就要举行一次村干部与家支头人会议，有时在会议中头人会替自己的族人说情请求降低法则，但其他头人多半拒绝这样的请求。

“你要是这样的话，如果以后我的孩子吸毒了，那我也不交罚款。”

乡民们对于个别罚款有存疑，渐渐对协会干部和巡逻队员失去信任，认为他们挪用罚款贪污。

协会里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他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说其实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现在背负着巨大的财务负担，去年州禁毒办给了我们两万块，再后来就没有了，我们只好想办法去县政府要钱，可是他们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派出所有工资，我们没有。

我觉得我们是在做好事，看到你们不吸毒了有成就感，可是现在你们和你们的亲戚却觉得我们在骗人，现在连政府都觉得我们既然不是公安机关，凭什么罚别人的款。

以前我们还能供得起队员伙食，现在我们常常连伙食费都出不起，有个年轻人说可以让他老婆把饭做好带过去，可是现在她老婆都抱怨说何必要再干下去了，你还主动贴钱，一分钱赚不到，甚至没人会感激你。

别忘了你们当初有些人是求着我们希望回来的，你们的家长也不希望你们被送到派出所，因为他们担心以后不方便见到你们。

我自己家也捐了钱，我们其实是完全可以不管你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