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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49章（第1页）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

，而非“政治哲学”

，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

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9，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

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

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

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

，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这次回到鲁地，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绝大多数应征了，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理由有两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

吾不忍为公所为。

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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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叔孙通人品太差，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

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

第二，天下刚刚安定，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

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

这个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

比起“异教”

，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

。

儒家也相似，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公往矣，无污我！”

就是说“你滚吧，别脏了我！”

叔孙通没有回骂，反而笑了，“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11就是说“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根本不懂得变通。”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

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