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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9章 荆湖变大将来投（第1页）

第279章荆湖变大将来投

苏州府（原平江路）新定，但战争的硝烟并未远去。

与苏州府接壤的湖州路、嘉兴路、松江府，如同三把悬于头顶的利剑，其境内河网如织，湖泊星罗，既是天然的运输通道，也可能成为元军袭扰苏州的出兵路线。

若不能迅速将这三地也纳入红旗营掌控，则新占领的苏州府乃至更后方的常州府，将长期面临元军袭扰，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恢复。

其中，嘉兴路的地理位置尤为关键。

它如同一个楔子，嵌在湖州路与松江府之间，更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主脉，如同一条动脉，直通江浙行省的心脏——杭州路。

一旦红旗营攻下了嘉兴，兵锋便可沿运河直指杭州城下，这将迫使周边各路元军放弃固守的城池，被迫救援杭州路，从而为红旗营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战机。

基于这一判断，红旗营主力在稍作休整后，便兵分三路：

徐达率领长江水师，发挥其水陆协同的优势，主攻西面濒临太湖的湖州路；邵荣统领抚军卫，负责攻取东北面的松江府；常遇春则统率擎日左卫、威武卫主力直取嘉兴路。

此外，松江府和嘉兴路辖区面积都不大，加起来只有五座城池，但其承载的人口却有三百余万。

如此高的人口密度，自然不可能全靠种地，而是因为两地有绵长的海岸线。

元廷在此设置了下沙、青村、袁浦、浦东、横浦、芦沥、梅沙、鲍郎等八大盐场，海盐生产的巨额利润，滋养了这片土地，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

蒙元全国由盐运司直接管理的官办海盐场多达一百三十七处，管理却普遍混乱不堪。

几乎每个盐场都滋生着依靠贩卖私盐牟取暴利的盐枭势力，张士诚、方国珍能快速崛起并肆虐沿海，都少不了这些地下盐业网络在资金、物资和信息上的暗中支持。

对于石山而言，攻取松江、嘉兴等地，以目前红旗营的兵锋之锐，并不是难事。

真正的挑战在于战后的防守与治理。

未来要与方国珍争夺东南海疆的主导权，就必须牢牢掌控沿海州县，而整顿好这些利益盘根错节、弊病丛生的盐场，更是关乎战略全局的重中之重。

早在江北征战时，红旗营就多次与田丰麾下的淮东盐丁武装交锋，并俘获了大量灶户盐丁。

石山曾亲自询问这些俘虏，深入了解元廷盐政的运作细节与灶户的悲惨境遇，对治理盐场问题早就有过深入思考。

元制，盐田、草荡（煮盐燃料来源）及煮盐、晒盐的一切生产工具皆属官有，灶户则被列为贱籍，世代被束缚在盐场上。

他们不仅要无偿为官府缴纳繁重的“额盐”

，连“余盐”

也需以极低的“工本钞”

卖给官府，生活困苦，堪比牛马。

但与之形成尖锐对比的是，盐课收入在元廷的财政体系中占据骇人听闻的比例，长期维持在国家货币收入的60%以上，甚至一度达到80%（注）！

本非稀缺之物、开采技术门槛也没有多高的食盐，硬生生被元廷畸形的政策塑造成了暴利行业。

一面是官府垄断下的惊人暴利，一面是制盐者自身的赤贫困境。

守着“白色黄金”

却被饿死，自然有不甘命运摆布者为了生存和富贵铤而走险，即便是杀头也不怕。

盐税是蒙元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库空虚就加征盐税，盐税越高，盐价就越贵，私盐贩卖的利润就越丰厚，就会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私盐卖得多，盐税收入就越少……

如此恶性循环，最终结果是王朝财政枯竭，底层百姓吃不起盐，却养肥了在盐业上下其手的贪官污吏、与之勾结的奸商，以及刀头舔血的盐枭（前两者实际是这条黑色利益链的主要获益者）。

治理这等顽疾，自然不能因噎废食直接关掉所有盐场；更不能因部分盐场有人与方国珍等人暗中勾结，就采取血腥清洗，那只会将本可争取的广大底层灶户彻底推向对立面。

问题的根源，在于元廷及其依附者吃相过于难看，利益分配极端不公——你不能在独占绝大部分利益的同时，却责怪让你获得极大利益的体系混乱不堪，管理无能。

红旗营欲图大业，需要海量的钱粮支撑扩军与长期征战，不可能放弃盐业这块肥肉；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产业，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

而元廷遗留的官商勾结、私盐横行等积弊，更须下大力整治。

但盐户近乎“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