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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6章 清朝 清官也难拒腐败（第1页）

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官场，首先要拿到官场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后继成本。

在捐纳体制下，初始成本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根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

。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

张集馨从5岁入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

。

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家族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

道光元年（1821年），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读书。

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

，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意外，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

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

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1829年），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

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

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人情应酬都能随俗，连他自己也承认：“应酬不可谓不厚矣!”

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

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送上“程敬”

（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公款一万两银。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时的日常应酬情况。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财神庙住持”

。

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根据张集馨的记述，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