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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二十周年我们再次相聚（第2页）

床边站着的是高志扬和谷梦娴，两人不时地插上几句话，学生时“大嘴巴”

王卫国躲在他们后面难得地安静了下来。

叶冬梅半边身子斜靠着陈莯鸿，陈莯鸿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搭在皇甫静雯肩头，皇甫静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三个人都微微笑着仿佛听得入了神。

小胖子郑瀚变成了大胖子，坐在电视机前一张小凳子上，手指间还夹着一支正燃着的香烟一脸乐哈哈的。

陈祎安静地站在旁边，身体靠着电视机柜台。

肖刚可能当了小领导，习惯性地双手叉在腰间。

再过去是原学生会主席王浩，也是谷梦娴的老公，低着头磕瓜子。

另一边，刘刚和罗晋站在窗帘下大声地争论着什么，窗户下的茶几，围坐着“猴子”

侯永刚和不苟言笑的检察官周振宇等人。

靠窗的床上则挤着黎可馨、唐卫华和老班长谭民富，或交流着什么，或安静地坐着当一个旁听者。

坐下来，甄亦凡也挤入了同学群中，其间又陆陆续续有外地的同学赶到，加入越来越膨大的队伍，房间里也越来越拥挤。

虽然发了房卡，谁也不愿先回房间。

二十年离别一朝相聚，话闸子还不是像水龙头打开了一样止不住，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聊着校园生活或近年来的工作。

和甄亦凡一样，劳二班有一部分同学来自农村乡下或小县城，父母大多是农民或普通职工，因为没有平台和“圈子”

的缘故，别说留在星城工作，就连回到原籍也进不了好单位或专业对口的劳动人事局，只能听天由命等待计委的派遣。

运气不好的，遇到安排的单位拒不接收，还要回到计委等待二次分配。

没有关系和人脉，专业对口分配简直就是个笑话。

好在这代人既然能靠着考学跳出“农门”

，自然也是不甘于听从命运安排随波逐流。

历经多年努力，分在乡镇工作的大多回到县城机关谋得了一官半职。

分配在一些快破产的企业的同学，则通过考研读博，二次求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挤入了二三线城市或教书育人或作高级专业人才引进，进入体制内有了稳定的工作。

更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几位分回原籍的同学或通过公开选调或通过读研读博实现了再次回到星城的梦想。

网络上有人总结说：1962年至1972年这一代人是新中国最幸运的一代人，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种种政策红利，是时代的弄潮儿。

相比他们75后一代是不幸的，没有赶上八十年代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仕途快车道和福利分房等政策福利，也没有赶上92年小平南巡讲话体制内干部下海创业的大浪潮，毕业分配又刚好赶上“双轨”

制度改革，计划分配和市场“双向选择”

相结合，打破了“铁饭碗”

。

但他们总比后面毕业不包分配的学生要幸运。

95届毕业的计划生，好歹国家包分配工作，只要你不嫌弃单位和岗位的好坏，总会给你一个公家的饭碗和干部的身份，哪怕再没有关系的农家子女，也总有一份挣工资吃国家粮的工作等着你。

就是分配到最偏远的乡镇政府或最困难的企业，只要你以后有能力有机会，这个“干部”

的身份就是调往县里市里的“绿灯”

。

当然，也有不满足于每个月两三百块钱低工资或嫌弃乡镇机关和企业工作环境差的，或下海在本地创业，或辞去公职到北上广深闯荡，历经二十年的拼搏，也大多事业小成家有余庆。

事后听人说，那一夜也有报到的同学没在酒店过夜，还有个别同学来了星城却没来酒店报到，第二天又返程了。

或许，对于某些同学来说，同学聚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会当初那个重要的人吧。

在酒店用过早餐后，三十多个同学，坐着十多辆私家车，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到了马坡岭老校区。

学校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往日的喧哗吵闹变得异常安静。

老师和学生早在两年前就搬去新校区了，门卫室也没人值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