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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为战（第4页）

而协理此案，并提供关键证据支持的，则是北镇抚司指挥使沈从砚。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微妙且尴尬的局面。

沈从砚，这个当年可能间接参与构陷、如今却手握部分关键证据的锦衣卫头子，要与那些一心为林维岳翻案的清流坐在一起，共同审理这桩沉冤。

朝堂之上，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有期待，有审视，更有不信任与敌意。

尤其是钱谦益等人，对沈从砚的参与充满了警惕，认为这不过是新帝平衡朝局、控制平反进程的手段。

沈从砚对此心知肚明，但他面无表情，只是将枯井巷中带回的、那些未被“销毁”

的原始密信与账册，以及吕芳府中搜出的对应证据，一一整理归档，作为证物，移交三法司。

他的证词简洁、客观，只陈述证据本身，不掺杂任何个人判断，更绝口不提自己与林以墨的任何关联，也回避了韩承望案印玺等可能引发更大波澜的线索。

他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将所有可能引火烧身的秘密，都牢牢封存在内。

然而，案件的审理并非一帆风顺。

吕芳在狱中虽对大部分贪墨罪行供认不讳，却对构陷林维岳一事百般抵赖，甚至反咬一口，声称是林维岳自身不洁，他只是依法查办。

一些与吕芳利益攸关、或曾参与当年构陷的残余势力，也在暗中散布谣言，试图混淆视听，阻挠平反。

关键时刻，一个关键的人证出现了。

正是当初被沈从砚派人秘密转移、保护起来的福伯！

在沈从砚的默许和林以墨通过苏月白暗中传递的消息鼓励下，这位忠心耿耿的老仆，不顾年迈体弱，毅然决然地站上了公堂。

他老泪纵横，陈述了当年吕芳如何授意田尔耕等人罗织罪名、如何伪造证据、如何逼迫他做伪证的经过，其言凿凿，其情悲切，闻者无不动容。

福伯的出现和他的证词，成为了压垮吕芳辩解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与沈从砚提供的物证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完整而清晰的证据链。

与此同时，林以墨并未置身事外。

她知道，仅凭福伯的证词和现有的物证，或许足以给吕芳定罪，但要彻底洗刷父亲蒙受的污名，还需要更强大的舆论助力。

她再次匿名，通过苏月白的渠道，将父亲笔记中一些能体现其忧国忧民、刚正不阿思想的片段，以及被构陷前夕写下的一些充满悲愤与预警的诗文，巧妙地散播了出去。

这些文字迅速在士林学子中流传开来，激起了巨大的同情与愤慨。

一时间，为林公呼冤、要求严惩奸佞、彻底肃清阉党流毒的呼声，席卷了整个京城，甚至通过漕运传向了江南。

舆论的力量，无形却磅礴，极大地推动了案件的进程，也让主审的曹于汴等人有了更足的底气。

在这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阶段，沈从砚与林以墨，这对已然决裂的合作伙伴，在这关乎正义与历史评价的战场上，进行了一场无人知晓的、无声的、却又配合默契的最终合作。

他提供了冰冷的、却无可辩驳的铁证，稳住了案件的根基。

她点燃了悲愤的、却能燎原的舆论之火，推动了正义的到来。

他们背对着背，不曾相见，却仿佛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为了同一个目标，挥出了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一击。

最终，在三法司会审、证据确凿、舆情汹涌之下，崇祯帝朱笔御批：吕芳贪墨揽权，构陷忠良，罪大恶极，着革去所有职司，抄没家产，赐死狱中。

前内阁次辅林维岳，蒙冤受屈，予以平反昭雪，追复原官，赐祭葬，其没入官产，发还遗属。

尘埃，终于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