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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真正大权独揽时,司马光却犯错误了。
当年他指责王安石的那些话,如今像是在说自己。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被任命为给事中,辅佐司马光推行改革。
他劝说司马光三思而行,即便是废除新法也要循序渐进。
司马光却不听。
范纯仁不禁感慨,这又来了一个王安石。
权力,让司马光迷失在无端的怨恨中。
同为旧党的邢恕劝说司马光:“今日废除新法,虽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却是子改父之法令,皇帝成年后会怎么想,相公不为日后考虑考虑吗?”
司马光却答道:“他日之事,我岂会不知?我是为赵氏考虑,就应当如此。”
邢恕还是担忧上司,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
司马光毅然决然地说:“为了赵氏天下,司马氏何足道哉!”
在重回朝堂的十六个月间,司马光写出了百余篇奏疏,先后废除了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贬黜宋神宗与王安石留下的新党重臣,一切推翻重来。
这场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高太后去世,史称“元祐更化”
。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
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司马光可能从没恨过王安石,他要推翻的只是新法,因为他亲眼见过,百姓因新法而受苦。
他们二人都自以为占据了道德的高地,也许,王安石只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马光只看到新法的恶,他们各自执意改革,都是为了大宋。
当年王安石宁可与亲朋好友为敌,也要推行新法,而司马光在为相的最后岁月,也几乎是拼了命地推翻新法,他自称“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
,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
在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的6天前,他强支病体,废除了深深痛恨的青苗法。
对此,司马光原本还很犹豫,尽管他在关中看到百姓深受其害,但也怀疑只是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出了差错。
可当听到范纯仁奏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时,司马光气得从病**爬起来,跑到宫中问高太后,是哪个奸贼又在蛊惑陛下发青苗钱?
当初年轻的改革者,彻底沦为疯狂的守旧派。
王安石去世5个月后,68岁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司马光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他一生清贫,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
家人整理其遗物时,发现**空****,唯有《役书》一卷,还有8页来不及上奏的手稿。
他的死讯传开后,京城上万人罢市前去祭奠,沿途护送其丧车返乡的有数万人之多。
那时,新党与旧党关于变法的争斗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渐渐演变成了互相倾轧的党争。
绍圣元年(1094),变法派重新上台后,司马光被剥夺名誉,险些被开棺曝尸。
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奸臣蔡京大行党禁,厉行思想禁锢,将司马光列入元祐党籍碑。
蔡京将元祐党籍碑立在全国各地。
长安有个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却不愿刻碑,说:“我不是读书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认为司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镌刻。”
官府听说后,要治石匠的罪。
他说:“我不敢再推辞,但请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碑上,我不想为后世所指责。”
若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司马光的做法也许不全是正确的,但一个官员在百姓心中至高的地位,就是他为官生涯最好的勋章,这无法轻易篡改。
司马光的改革与守旧,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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