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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毕倚虹一（第1页）

回忆毕倚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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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毕倚虹这位朋友，很想写一写，但几次搁笔，我想人已死了，何必再加以评论。

而且心中还横梗着一个念头，如果不遇着我，或者他的环境不同，另走了一个康庄大道，也不至于如此身世凄凉。

我对于他很觉一直抱歉似的，及至他逝世以后，我续写了他的小说《人间地狱》，结束了这部书，写了一个序文，还叙述了这个负疚的意念呢。

我和他相遇的时期，大约在民国三四年间，我在《时报》编辑新闻之外，还编了一种《妇女时报》的杂志，属于有正书局出版的，是个月刊。

这杂志是以征集妇女作品为宗旨，但也很为艰困，因为那个时候，女学方有萌芽，女权急思解放，不过真能提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的人，却是难得的。

只有几位能写写诗填填词的名门闺秀，已算是凤毛麟角了。

不过这些诗词之类，我们也一概欢迎为之登载。

后来有位署名杨芬若女士者，投来诗词，颇见风华，我们也照例捧场。

不过我一看写来的笔迹，便不像是女子所写，因为《妇女时报》的来稿，我已看得多了，大概是床头捉刀人所为，早已有之，亦无足怪。

不久，毕倚虹来访问了，那时他还没有倚虹这个笔名，只知道他名振达，号几庵。

他以代为杨芬若领稿酬为名（当时的稿酬是有正书局的书券），其实专为访我。

他承认杨芬若是他夫人。

他告知我：“本在北京当小京官，后随一外务部员陈恩梓君到新加坡去，陈为领事，我只是随员。

谁知一到上海，武昌便起义了，我们停留在上海。

辛亥革命成功，陈先生回苏州，我便到中国公学读书，不做官而当学生了。”

他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人吧，我颇喜爱其风神俊逸，吐属清新，又以他与我的开蒙师陈恩梓陈先生相识，似乎更较亲切呢！

以后，便时相过从，但总是他到报馆来访我，我没有到他住居的地方去访他。

实在，他和我所居的地方很相近。

我住在沿北火车站一条弄堂叫作庆祥里，他也住在和北火车站相近，和他的一位好友郑丹辅（杭州人，亦世家子）住在一起。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人同在中国公学肄业，而中国公学却开设在吴淞，他们每天必要搭火车去就学的。

那时郑丹辅学商科，毕倚虹学法政。

毕倚虹的肄业于中国公学，却是有些可笑的，原来每一个星期，他至多只到三天，而每逢考试，必名列前茅，因为法政科没有外国文，至于中国文什么讲义，他一看就懂了。

这时他住在上海，他的大家庭是住在杭州，他的父亲毕畏三先生，在前清末纪，已由部曹而外放为浙江候补道了，在杭州建造了一所房子，在候潮门外，就预备定居在那里。

这个宅子，我曾去过，还记得一副门联，是集句的，上联是“圣代即今多雨露”

，下联是“故乡无此好湖山”

，这种联句，当时也是他们作寓公的陈旧老套了。

辛亥革命以后，什么即用道、候补道，一古脑儿消灭于无形，然而官虽不做，人是要吃饭的，这些做官的，不做官叫他去做什么呢？于是不做清朝官，便做民国官，“换汤不换药”

，这也不是很为方便吗？可是在此时期，浙江省已是军阀当道，毕畏老周旋于这班武人之间，也很为吃力呢。

再说，毕倚虹与郑丹辅两人，为入中国公学读书，租屋居住，但他也有几家亲戚在上海。

先说一家刘氏，帮李鸿章打“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