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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第1页）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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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以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来征序于寅恪。

寅恪受而读之，以为敦煌写本之有题记者不止佛教经典，而佛教经典之有题记者此编所收亦尚未尽，然即取此编所收诸卷题记之着有年月地名者，与南北朝隋唐之史事一参究之，其关系当时政治之变迁及佛教之情况者，约有二事，可得而言：一则足供证明，一则仅资谈助，请分别陈之。

此编所收写经题记之着有年号者，上起西晋，下迄北宋，前后几七百年，而其中属于杨隋一朝及唐高宗武则天时代者，以比例计之，最居高位。

隋书叁伍经籍志佛经类总序（通鉴壹柒伍陈宣帝纪太建十三年条同）云：

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

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

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寅恪案，杨氏有国不及四十年，而此编所收写经题记之着有开皇仁寿大业之年号者，凡三十有六种。

故知史氏谓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实非夸大之词。

李唐开国，高祖太宗颇不崇佛。

唐代佛教之盛，始于高宗之世。

此与武则天之母杨氏为隋代观王雄之后有关。

武周革命时，尝藉佛教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特殊之地位。

盖武曌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创局，实为吾国政治史中一大公案。

寅恪昔已详论（见拙着「武曌与佛教」），兹不复赘。

今观是编所收写经题记，着有唐高宗武则天之年号者，若是之众，亦可征当时佛教之盛，所谓足供证明者是也。

又是编所收写经题记，其着有中国南方地名或南朝年号者，前后七百年间仅得六卷。

（敦煌本古逸经论章疏并古写经目录尚有天监十一年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此编所未收。

吴越钱氏舍入西关砖塔之宝箧印陀罗尼经实出现在南方，不应与其他西北出土诸经并列，故不置论。

又是编所收尚有其他西北诸地如吐峪沟等所出经卷，若严格论之，亦非「敦煌石室」一名所能概括。

然则是编之题「敦煌石室写经」者，盖就其主要部分北京图书馆所藏者言之耳。

恐读者误会，特为声明其义于此。

）除南齐武帝永明元年所译之佛说普贤经一卷外（此编误题为妙法莲华经），其余诸卷皆书于梁武帝之世，而其中天监五年所写之大涅槃经特着明造于荆州。

论者谓永明之世，佛教甚盛，梁武尤崇内法，而江左篇章之盛，亦无逾梁时，（见广弘明集叁阮孝绪七录序。

）则齐梁时代写经必多。

南朝写经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会，流入北地，其事固不足异。

又后梁为西魏周隋之附庸者三十余载。

襄阳之地，既在北朝西部统属之下如是之久，则南朝写经之因以辗转流入西北，亦非甚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