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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慈善相呼革命军（第1页）

第15章慈善相呼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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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谓“大业”

，乃是旧社会各方面的人都参与了一场彼此同情共理而齐心催生的巨变，鼎革之功，不尽在抛头洒血之人，有时甚至还有可能在对立的那一阵里。

革命成功之前，无人能预卜休咎；革命成功之后，不甘降服殄灭的一方就会出现大量修改记忆以博青史载名的人物，这些人之因势利导，随波逐流，未必出于自发，有时也是顺应时尚人情而已。

但是，革命前后对于天道、国体、法理、官常乃至人情的种种认知之变异过大，如能回圜自若，也还是一门深不可测的功夫。

《熊成基事略》的作者傅善庆大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熊成基事略》大约也就是这样的一篇文字——在惊天动地的巨变之后，顺利转弯达阵，不碍其仍可以为新时代的旗手。

在写成这一篇追记文字之后两年（时在民国元年五月一日），傅善庆才把它公开，推算其自叙之写作时间，是在庚戌年的春天——也就是熊成基被砍掉头颅之后的几天。

之所以“箧藏经年，未敢宣漏”

，就是因为时局的走向还不明朗，万一作者所言坦**真诚，则这种对革命表态同情的文字要是张扬出去、给守旧保皇分子看了，尽管在朝风夕云的变势之中，还是有可能酿成大狱的。

从相反的角度看去：一个负责鞫审革命党要犯的法务官僚，竟然在他所审理、处决的“钦犯”

死后“浃旬”

（十天），便将“其在狱廿四日之言论动作”

一一笔记，而且，作者自道存心，还是“所虑阅世久远，驯致遗忘，且恐千秋万世欲求其最终之事实而不可得，因从日记中录出，略加删次，辑而存之”

，看来也不可尽信。

世故多疑之人一定可以推想：傅善庆未必是在熊成基死后由于革命大义之感动而为政敌立传，很可能还真是在庚戌（1910）、壬子（1912）的两年之间，眼看时不我予，遂作此以明志，至少摆上一副同情革命、善待党人的花架子。

无论善待熊成基是真是假，起码后人还是可以在这篇文字中读到一则相当清晰的革命案例，也丝毫不必犹豫：当年那个十九岁的时候还在妇人醇酒间糜烂其生活的青年，在二十三岁上就已经杀身成仁，成为民国革命先烈的人格典型；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则经由刽子手集团的侧记，留下了清晰的足迹。

己酉年（1908）旧历腊月祭灶日当天，吉林省按察使吴焘（子明）约了当时担任提法佥事的傅善庆晚饭，席间告以：“明天天亮之后长春方面会押一人犯到省里来，这人叫熊成基，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熊成基的祖父担任过县父母，父亲是候补通判，熊成基少年时就因为酒色过度，羸瘠多病，日后冯自由为他所写的小传里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说他十九岁那年落魄芜湖，忽一日揽镜自照，道：“大丈夫当立功传后世，岂能以少年无行终哉？”

于是便渡江到了安庆，进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

回头浪子，立地成为一个苦学上进的青年。

可是偏偏时运不济，没过多久，学堂停办了，他只好再赴江宁（南京）应征兵令，由营将之间关绍介，再入炮兵速成学堂。

日后安徽征兵，熊成基才能以炮兵排长的资历成为队官。

当时（1906—1907）光复会正在安徽大肆宣传、活动，熊成基入了会，同时具备新民国革命者与旧皇朝军官的双重身份。

据说，他原本在新军统领顾忠琛麾下有升任步兵营管带的机会，可是他坚辞不就，就是因为想着一朝发难，炮队具备强大的火力优势，以此可见其志略。

安庆是徐锡麟杀恩铭而被死难之地，身遭凌迟，连心肝都被挖出来烹食，这对熊成基来说，是十分重大的刺激。

日后他发动安庆起义，多少有些就地报仇的意思。

徐锡麟仓促起事，当时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同一年，熊成基接受调派，充任工辎营头目，不久就被发往安庆当差了。

但是在这个时期，清廷已经对军队方面之“异动”

有了相当程度的警觉，许多有要员大吏主持的仪式，多将知识较新的军官排挤在外，不令参与，以免横生枝节。

这跟两年前结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而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有直接的关系——以武昌首义之后一度被推举为安徽都督、却坚辞不就的吴春阳为例：吴春阳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于一九〇六年返国，身在炮兵营为营兵，并无统帅指挥之权，成天到晚干的活儿则是散发《民报》和各种革命宣传品，各营士兵居然也明目张胆、趋之若鹜，日后吴春阳是在遭到通缉的情况之下逃回老家合肥，视此可知宣传革命之狂热。

熊成基之能够在安庆安身立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徽改练新军伊始，即在安庆建立了武备学堂，设常备军营。

大体言之，这两个单位就是革命同志的摇篮，日后于辛亥起义期间强攻南京、民国成立后不畏强御坚持抗袁，更在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之中都能凛然挥一军的柏文蔚，也是这练军学堂出身的。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半年，大江南北之军界仍处在风声鹤唳之中，略有动静，即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