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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齐晋两派政论1（第1页）

第24章齐晋两派政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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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政论之生不能离了他的地方人民性，是从到古今再显明没有的事情。

例如放任经济论之起于英，十八世纪自由论之起于法，国家论及国家社会论起于德，所谓“拜金主义”

者之极盛于美，都使我们觉得有那样土田，才生那样草木。

中国在春秋战国间东西各部既通而未融，既混而未一，则各地政论之起，当因地域发生很不同的倾向，是自然的事。

战国时风气最相反的莫如齐秦，一以富著，一以强称，一则宽博，一则褊狭，一则上下靡乐，一则人民勇于公战，一则天下贤士皆归之，一则自孝公以来即燔灭诗书（见《韩非子·和氏篇》）。

齐则上下行商贾之利，秦则一个纯粹的军国家，齐之不能变为秦，犹秦之难于变为齐。

秦能灭齐而不能变其俗，秦地到了汉朝，为天下之都，一切之奢侈皆移于关中，而近秦之巴蜀，山铁之富甲于世间，然后其俗少变，然关西犹以出将著闻。

（时谚，关东多相，关西多将。

）在这样的差异之下，齐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亦即各有其政论是应该的。

但秦在缪公一度广大之后，连着几代不振作，即孝公令中所谓“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

者。

及献孝两世，然后又有大志于中国，而关东贤士，因秦地自然之俗而利导之，如卫鞅。

不有关东贤士，无以启秦地之质，不有秦地之质，亦无以成关东贤士之用。

此样政治之施用在秦，而作此样政论者则由三晋。

晋在初年亦全是一个军国家，和东方诸侯不同，和秦国历代姻戚，边疆密迩，同俗之处想必甚多。

即如晋国最大之赵孟，本是秦之同宗，晋之大夫出奔，每至于秦。

晋在后来既强大，且富庶，渐失其早年军国的实在。

既分为三之后，只有赵国尚保持早年的武力；韩魏地当中国，无土可启（魏始有上郡，后割于秦，遂失边境），有中土之侈靡可学，遂为弱国。

在不能开富不能启土范围之内，想把国家弄得强且固，于是造成一种官术论，即所谓申子之学，而最能实行这些官术论者，仍然是秦。

所以战国时的政治论，略去小者不言，大别有东西两派。

齐为东派，书之存于后者有管子晏子。

这个政论的重要题目，是：如何用富而使人民安乐，如何行权而由政府得利，如何以富庶致民之道德，如何以富庶戒士卒之勇敢，如何富而不侈，如何庶而不**。

《管子》书中论政全是以经济为政治论，《晏子》书论政全是以杜大国**侈为政体论。

返观韩魏官术之论，及其行于秦国之迹，则全不是这些话。

富国之术，只谈到使民务本事，而痛抑商贾之操纵，执法立信，信赏必罚，“罚九赏一”

，“燔灭诗书”

，重督责而绝五蠹（《商君书》作六虱）。

盖既富之国，应用其富，而经济政策为先（齐）；既衰之国，应强其政，而刑名之用为大（韩魏）；新兴之国，应成一种力大而易使之民俗，以为兼并之资，而所谓商君之法者以兴。

这便是《管子》《晏子》书对于商君、韩非书绝然不同的原因。

管晏商韩四部书都很驳杂，须待下篇论诸子分析时详说，此处但举齐学晋论几个重要分素。

齐学《管子》书没有一个字能是管子写的，最早不过是战国中年的著作，其中恐怕有好些是汉朝的东西。

今姑以太史公所见几篇为例，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之旨要，太史公约之云：

管仲既任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