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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第1页）

第十六章宋以后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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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

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

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

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

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

《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

所建之寺颇多。

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益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

又印度西域之僧赍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

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

）、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西天竺人）等。

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

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

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两，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

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

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

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绕旋，所请冥祐，以殄魔障。

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

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

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

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

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

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

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

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

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

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

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