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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第1页）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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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近世之佛教

（一）概说

近世佛教，乃就有清一代，及民国以来佛教兴衰言之；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尽力振兴儒教；对于佛教，亦颇提倡。

喇嘛教本为元明二代之怀柔藩部政策；其寺院之配置，僧侣之阶级，廪饩之额数，皆有定制。

清代所护喇嘛，皆黄衣派；而称本国固有之佛教徒为青衣派。

然顺治、雍正二帝之参禅；乾隆帝之翻译经典；则于固有之佛教，关系至深；可谓清代佛教之全盛时期。

嘉庆以后，国势凌替，佛教亦随之衰颓。

至光绪年间，士夫竞谈变法；输入西洋哲学，推翻墨守儒说之成见；同时研究佛学之风，亦勃然兴起。

民国以来，战乱不息，人心觉悟，研究佛教者，乃不期而同；创设佛教会，刊刻经典，各省皆有此机关焉。

（二）清代之喇嘛教

喇嘛分西藏、蒙古二支，已于第十六章述之。

清制：喇嘛分驻京喇嘛，及西藏、蒙古各部喇嘛，而皆受前藏达赖喇嘛之管辖。

喇嘛官秩：达赖、班禅以下，有札萨克、苏拉、德木齐、格斯贵等名。

驻京者，设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达喇嘛十七人，副达喇嘛四人，苏拉喇嘛十九人，教习苏拉喇嘛六人，德木齐三十一人，格斯贵五十人；其徒众日格隆，曰班第。

内务府三旗，及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皆设置喇嘛若干人。

此外热河、盛京、五台山、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处，咸设喇嘛；额缺升转，皆照驻京喇嘛之例。

顺治八年，创建后黄寺剃度喇嘛百有八人。

十四年，后寺中，唪经喇嘛，定为四百人。

雍正帝在藩邸，即喜研内典；受国师章嘉呼土克图之指导。

及即位；兴修此邸，号雍和宫，为京师第一大庙；设王大臣管理之。

宫内中正殿，为喇嘛唪经之所；定例：每日以二十人，在前殿唪《吉祥天母经》；以九人在后殿，唪《无量寿经》；以三人在后殿，唪《龙王水经》。

乾隆元年，议准在京各寺庙，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九百五十九名。

后增建福祐寺，食钱粮之格隆、班第，共三百十四名；皆未得度牒，乃按名补给。

其额外所收之徒，遇食粮有缺，方予充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分主前后两藏。

乾隆时，理藩院造册：至第六世达赖，所辖寺庙，计有三千一百五十余所；共计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余人；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共计喇嘛一万三千七百余人。

（三）清代对于佛教之保护及限制

满洲民族，早崇喇嘛教，与蒙古相似。

清初诸帝，对于佛教，颇示尊崇；故保护亦备至。

雍正《御选语录》有云：“我朝之初居东土也；风俗淳古，实忠实孝；历代敬礼佛天；而于僧道，并无不问高下，一概尊敬之事；与蒙古习尚迥殊。”

是知清代之尊敬佛教，非漫无区别，一概盲从者也。

清代一方尊重佛教；同时于寺观之建置，僧尼之剃度，又严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