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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事篇（第4页）

他要求进入广州进行修理和补给，但遭到了地方官员的拒绝。

这时，安森决定“揭穿地方官员的虚张声势”

，他重申了自己的要求，并威胁要击毁驻扎在该港的中国舰队。

前不久，这些人在派塔就是这样发出了同样的威胁，并在对方拒绝后立即开战，将其夷为平地。

那次战斗英国人虽然赢了，但他们对西班牙人的尊敬毋庸置疑。

因为对方勇于作战，只是输掉了战争而已。

但是，广州的官员屈服了。

一开始，他们拒绝英国人上岸，此时却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要求。

这场单靠恐吓就决定了胜负的比赛，最终使清朝在外国人心目中丧失了地位。

地方官员的行动暂时拯救了这座城市，但这种屈从玷污了中国人的声誉。

他们并不知道，这使得中国陷入了一种屈服于威吓的模式。

16世纪的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征服大体如此。

安森急于效仿这种模式，在面对西班牙人和中国人时分别作了尝试，结局迥异。

西班牙征服者赫南·科尔特斯（HerandoGortes）遭遇玛雅国王门特祖玛（Montezuma），提供了欧洲与一个有组织的当地国家交锋的首个重要模式，一个很快具有神话般潜能和影响范围的方法。

这种神话般的套路，直到19世纪仍在《墨西哥征服史》中出现。

殖民者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不仅表现在物质装备上，更体现为心灵和道德上的威力。

1838年，《安森传记》的作者约翰·巴罗（JohnBarrow）写道：“由于英国战船的新奇，由于其船长的坚定，由于明智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偶然夹杂着一些可能更有必要使用的威胁，此外还由于早就洞察了这个民族的真正特性，安森成功了。”

在继续描述先驱安森的成功中，巴罗揭露了“中国人的虚伪、愚蠢和无赖行径，不仅遍及政府部门，而且相当自然地影响了这个民族”

。

一言以蔽之，掩盖在文明和礼仪背后的是胆小和虚伪。

在没有精确经度测量仪的情况下进行环球航行，体现了英国人的勇敢。

而在那个时期，清政府还在为自己船队糟糕的能力进行抚恤，并且从不支持远航，这几乎等同于一种“溺爱”

。

乾隆八年六月十三日，福建海防的哨船（巡逻警戒的船只）遭遇风暴沉没，闽浙总督那苏图、福建巡抚周学健向皇帝上书汇报此事。

次年六月二十二日，福建地方政府发布了按照朝廷回复而制定的抚恤计划：“臣查海汛战舡因公遭风击碎，历蒙恩旨准销动支钱粮造补。

又定例内沿海弁兵因公差委，遭风溺水，幸获生全者，官照军功加一级，兵照军功头等伤例赐给；其飘没身故兵丁，照阵亡例给予祭葬银两。

又定例兵丁阵亡给银五十两，如无妻子亲属，给奠银二两，遣官致祭。

军功头等伤给银三十两。

各等因遵行在案。”

诸如在海难等自然灾难中丧生或受伤者，清政府仍参照军功给予抚恤与奖励。

直到现在，人类仍然无法完全抵抗海上的极端天气，但明清两代长期不许舢板下海的举措，几乎让中国人丧失了挑战外部世界的能力和勇气。

安森事件，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面前露怯。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初八至二十四日，中俄使团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

虽然条约是清朝在自愿情况下签订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平等条约”

，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中国永远丧失了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权，等于是输家。

和英国人不一样的是，俄国人不喜欢写书，而且和以英国为主体的西方世界深有隔阂，没有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外部世界。

1748年，安森（那时他已经是海军上将，爵士）在《环球旅行记》中描述了亲身经历：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数是假货；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少两；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