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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投资革命是个大买卖（第7页）

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自感推翻清政府、建设新国家的革命任务高于自己的学业，便毅然暂时放弃学业，为革命奔走于南洋各地。

1909年2月，居正前往汉口。

在那里，他碰到了谭人凤，后者给了他活动计划以及一部分经费。

居正在武昌和汉口假装开起了商店、酒店，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联络新军。

革命经费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同盟会湖北分支的行动。

居正和焦达峰商量，干脆把蕲州达城庙的金佛盗走，熔铸成金条卖钱。

也只有像他这样留学日本的唯物主义者，才能想出这种令普通乡民战栗的主意。

起初，两人一起到达城庙踩点，隐没在众多香客中，看好了如何下手。

经过两次踩点，第三次去之前已明确分工，准备动手。

他们选择了会中的几个大力士，带上一应工具，兵分两路向达城庙开进。

当晚暴雨（特意选择的天气），焦达峰亲率三人先到庙中，但另外一队居然迟迟不到，这边只好先下手，在庙后墙上打了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金佛扳倒。

然而，“重武器”

在另外一队，这一队人手不够、工具不足，弄了一个晚上，只把金佛一只胳膊卸了下来。

天色渐亮，三人连拖带拽挟着金佛出门。

可惜当地农民信徒起得太早，已经来到了庙里进香。

焦达峰叫苦不迭，三人协力把金佛扔到了水塘里，然后狼狈而逃。

据说在路上停下喝水时，队伍里的一个大汉还被闻风而至的粮差抓到。

还好这粮差也不是一般人物，知晓会堂行话切口，于是放行，好歹没有让这次“筹款”

偷鸡不成蚀把米。

孙中山一直周旋于华侨巨商、外商和外国政府之间，寻求为推翻清朝找到强有力的经济援助。

在他心目中，海外华侨负责出钱，国内志士负责武装革命。

同盟会会员也会在国内筹资，其中以邹永成的举动最为特别。

邹永成（1882—1955），字器之，湖南隆回罗洪乡人。

其曾祖父是著名学者邹汉勋。

邹永成在武汉舆地学社做工期间，作风豪爽，经常慷慨解囊，周济贫穷同志，一时有“孟尝君”

之称。

为了革命，他毅然将祖传的一百多石的地契抵押给族人，共得两千元，在宝庆河街岭开了一家店做联络机关。

但这点儿钱杯水车薪，邹永成干脆打起了自家的主意。

他听说一位族中长辈有王羲之墨迹《兰亭序》。

在信息传递不畅的时代，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名商巨贾宣称自己有米芾、王羲之的名帖，真假不可考。

但是，那时的邹永成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同一个会党朋友去盗取，三次未果，方才罢手。

当时，南洋印刷局谢祝轩翻印了舆地学社地图，赚了很多钱，而邹永成的堂兄因此要去告谢祝轩的状。

邹永成觉得有机可乘，便谎称是自己翻印（他本来也在舆地学社做工，这谎扯得极其周密），制止了堂兄告状，因此从谢祝轩那里又得到一千元。

邹永成带了这笔钱，与谢价僧赴武汉活动。

同盟会中，流传着多个邹永成家内谋财的故事。

比如，他曾经对伯母下蒙汗药，准备借机盗取其首饰、金条，但因药物失效而告吹；他曾经和孙武联合假装绑架了自己的堂弟邹安众，让人要挟其母，拿到一笔“绑费”

，以致伯母对其终生不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