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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但它的提出已证明中国古代的文学本质观开始有客观化的倾向,这就跟古希腊的“模仿说”
之间搭建起了对话的桥梁。
“诗缘情说”
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个真正立足于文学本身的本质论观点。
这个观点的提出正处于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
(鲁迅语),因此它能够非常准确地切中文学的本质。
从历史上来看,《楚辞》中已经提到“发愤以抒情”
(《惜诵》篇)的观点,但观乎全书并没有否定“言志”
。
“情”
和“志”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概念。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正式提到了“诗缘情”
的观点: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1)“诗缘情”
是诗歌在与其他文类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明确与其他文类区分开来,这显然是“文学自觉”
的“自觉”
体现。
由于诗和赋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纯文学形式,所以“缘情”
“体物”
是对纯文学本质的重要规定。
(2)“诗缘情”
是要说明诗歌所表现的一切无不深深浸透在情感之中,这比先前出现的“诗言志”
更加真确地切中了文学的情感本质。
后者实质上更近于一种工具论,即将诗歌作为表达政教宣化的媒介,虽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情感的因素,却也只能跟诗歌的情感本质打个擦边球而已。
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情感是所有艺术的普遍本质,但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成熟表达却最早见于文学领域。
从历史上来看,直到明代汤显祖的戏剧理论才将“情”
视为综合艺术的最重要范畴。
此外,刘勰的“诗者持也”
的观点、李贽的“童心说”
、袁枚的“性灵说”
等都是重视诗歌情感本质的重要文论思想。
关于文学本质的另一个重要表述是刘勰的“文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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