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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方传统和现代文论中的文学本质论（第3页）

尤可谓紧步后尘。

此外，柏拉图的文艺政治化思想还为后世政治功利主义的文艺本质观提供了口实。

其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

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本体论的看法与他的老师决然不同。

他认为，根本不存在超然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只有客观的、具体的、能被专名表达的“这一个”

实体，即“第一实体”

，以及作为其共相的种和属，即“第二实体”

。

即使是后者同样不能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因为普遍必然被包含在个别之中，没有既脱离个别实在又统摄个别实在的绝对精神。

这种看法断然否弃了“美本身”

，也让模仿论找到了客观真实的依据。

亚里士多德据此提出了关于诗和历史谁更真实的著名论断：“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4]亚里士多德还明确指出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模仿，而且模仿是“人的天性”

。

此后绵延一千多年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从贺拉斯、朗基努斯一直到布瓦洛，依然坚持模仿说，不过他们所谓的模仿对象是古希腊经典；其间只有达·芬奇（提出了“镜子说”

）、莱辛、伏尔泰、狄德罗等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主张艺术模仿自然和社会，这是向亚里士多德看齐的做法。

“修辞论”

是亚里士多德在文学本质观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如果说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修辞就是这门艺术的核心。

但修辞问题在古希腊远没有针对文学，而是“艺术”

，而且这种“艺术”

也远没有接近它的现代含义。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开篇即说：“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

修辞术和论辩术都是“艺术”

，但后者在“智者派”

那里变成了一种谋求政治地位和个人生存的专门技巧，苏格拉底严厉指责过它们只是蛊惑人心、偏离真理的“政治诈骗术”

。

亚里士多德将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

，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这就将修辞看成了一种能够通过培养得来的探求知识的语言能力。

它虽然跟文学和写作还没有太大关系，但亚里士多德毕竟还是讲到了文学中的修辞，比如，他说有些“恰当的演说方法”

“在悲剧和史诗朗诵的艺术中，早已就用上了”

，修辞“可以使语言显得格外堂皇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