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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创作的艺术生产特征（第3页）

既是文字、文学的意思，又有德行、伦理的意思，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道与术是紧密联系的。

曹顺庆先生认为：“中国的文采论，从一开始就紧紧地与伦理道德连为一体。

在中国诗学家看来，文采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体现了形式美的规律，而在于它象征着人的伦理道德，象征着尊卑等级，象征着政治的兴衰治乱。”

他进一步指出老庄也辨析“文”

“道”

关系，只是道家的“道”

与儒家不同，是“无为而无不为之‘道’”

，是“归真返璞之‘德’”

。

中国的文道论对中国古代艺术和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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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还必须要说到《文心雕龙》。

刘勰所处的时代，文学形式发达，赞之者认为其华丽，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在声律、修辞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否定的人又认为其创作太重藻饰，文风浮夸而讹滥。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汉末之后儒家正统思想式微，加之佛学思想的东渐，以及道家及其他思想的争鸣，所以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观对艺术的理解其实更接近于纯艺术本身。

关于艺术本身的属性问题，往往又被归之于“道”

。

《原道》篇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又说“人文之元，肇始太极”

，还有“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

可以看出，刘勰讲的“道”

更多是自然之道。

这些情况说明，在中国古代文论思想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归之于“道”

。

更重要的是，不管归之于何种“道”

，至少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从来就没有把文学当作一个纯技术的东西。

不把文学当作简单的技艺，不代表就不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文心雕龙》创作论诸篇《神思》《体性》《风骨》《情采》《通变》，以及关于写作的技术问题的《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练字》等章节，都系统地讨论了文学的技术问题。

比如，《通变》一篇讲：“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

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

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从质及讹，弥近弥澹。

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

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

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

此其验也。

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