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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号街车（第1页）

国字号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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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爱乐乐团的印象断断续续。

2003年，成立三周年之际中国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首次登台。

余隆春光满面地上台指挥了一套**四射的曲目。

我坐在第一排幸福地看着电视偶像杨澜洁白的皮肤，听着她和余隆之间妙趣横生的对话。

2004年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在一片争议中改制成上海爱乐乐团，高层换血，门户清理。

联想到同样由广播交响乐团改制而来的中国爱乐乐团，两支乐团在京沪两地各自发展，各有着代表不同指挥学派的指挥家带队，均由广电机构管理。

然而时过境迁，曾经处于同一层级的两支广播乐团，如今竟迎来天壤之别的差距。

由此可见，改制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更是技巧。

归根结底，事在人为。

对于中国爱乐乐团，这个人无疑就是余隆，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整个团队。

2005年8月，因工作变更暂驻北京，使我对中国爱乐乐团有了更为频繁的接触，对其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京游走至今将满五年，经历乐团十年历程过半，很荣幸能成为乐团发展的见证者。

当然作为一支乐团，改制成功与否，最终要落实到音乐会现场的演奏水准。

驻京后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四场音乐会。

第一场是克劳斯·维瑟指挥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我仿佛听到了一个被圣灵附体的乐团，在指挥家和歌唱家的“煽风点火”

下营造出无底的音响深渊。

第二场是乐团首席客座指挥潘德烈茨基指挥乐团全球首演他的第八交响曲，那半场音乐会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让我一度满世界地寻找第八交响曲的商业出版的唱片。

第三场是乐团铜管声部在中山音乐堂演奏帕里斯特里纳的《小坎佐纳》，是展现国内乐团普遍最为薄弱的管乐声部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