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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悲剧喜剧论（第2页）

在德莱顿的复述中，恐怖和怜悯是**（passion）的两个特例。

亚理斯多德的原文没有“**”

之类的说法，而德莱顿不露声色地添加了这个概念，为后来发展一种新的悲剧目的论埋下了伏笔。

很显然，人类的感情是复杂的、多侧面的，恐怖和怜悯不能独占悲剧这种崇高的艺术形式所能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

德莱顿认为，一切诗歌的总目标就是“寓教于乐”

（thtfully），悲剧也不例外。

这就是他的悲剧目的论。

相比这最终的快乐，恐怖和怜悯倒像是悲剧的副产品。

我们在恐怖和怜悯之中关心伟大人物的命运，“并从关心得到乐趣”

。

对于德莱顿来说，恐怖和怜悯属于负面情绪，是需要清除的；只有在正面的快乐情绪中，人们才能受到教益。

在亚理斯多德的论述中，情节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

[1]德莱顿默认了“基础”

这个说法，承认情节的必要性，但从他对情节的简短的随机性论述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情节是最引人关注的、最需要阐述的内容。

在此，修辞的力量在德莱顿的论述中起着微妙的作用。

他继续延伸“基础”

这个比喻，形象地指出，“整个建筑的稳固与否依靠这个基础；但是它不会像性格、思想和表情的优美或不完美那样的惹人注目。”

情节安排对于戏剧家来说或许是最重要的，但对观众来说，悲剧直接表现出来的人物性格才是最重要的。

这关系到德莱顿的悲剧目的论。

亚理斯多德认为，相比情节，“‘性格’则占第二位”

[2]。

“大多数现代诗人的悲剧中都没有‘性格’，一般来说，许多诗人的作品中也都没有‘性格’”

[3]。

这就是德莱顿省略掉的部分，因为他的观点与亚理斯多德的观点差不多正好相反——“如果性格（characters）没有表现为品行（manners），那么就引不起观众对这些人物的关心。

……要是人物身上的倾向是隐潜的，这就表明诗人无知，不晓得他想对你表现人物的何种品行”

[4]。

出于这种对品行的重要性的认识，德莱顿在《悲剧批评的基础》中对之作了重点论述。

他阐述了品行的四条总原则：第一，品行必须是明显的，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人物的言语或行动表现出来；第二，品行必须和人物适合、相符，也就是，品行必须符合人物的年龄、性别、地位以及品行的其他一般因素；第三，品行要具有相似性，须以历史或传说留给我们的有关人物特性的知识为基础，诗人必须如实地根据这种知识表现人物，起码不应该与之相矛盾；第四，品行必须是经常的、平衡的，在整个戏中保持一贯。

品行是性格的外在表现，性格是品行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德莱顿强调指出，“一种性格，或者说一种把一个人和其他所有的人区别开来的东西不能认为只包含某一种特殊的美德、恶行或**，它是许多在同一人物身上并不矛盾的因素的综合。”

但是在多种美德、恶行与**中，必须有一种显示出主导地位。

对于悲剧来说，由于品行是人物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本身无所谓善恶，或者说，即使品行有善恶，那也是由性格的主导因素决定的。

悲剧中的主角或英雄人物，他的美德胜过恶行。

只有这样，观众才会喜欢他，关心他的痛苦，并因此使恐怖和怜悯之情得到疏导和净化。

也就是说，英雄人物的性格是悲剧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德莱顿无意挑战亚理斯多德的悲剧观，但他把悲剧的原因内在化、心理化，已经显示了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