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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悲剧性（第1页）

日常生活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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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

■导读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

从小喜爱文艺，中学毕业后进入法律专科学校学习。

1886年学习期满，到巴黎作7个月的短期进修，期间参加了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的团体。

1889年，发表诗集《暖房》（Serreschaudes），以象征的手法描绘梦幻和瞬息即逝的感觉。

作为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梅特林克的早期作品充满了悲观色彩。

《普莱雅斯与梅丽桑德》（PelléasetMélisande，1892）以主人公“无缘无故的生，无缘无故的死”

，表达了绝望的悲伤和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

1896年他发表了散文集《卑微者的财宝》（LeTrésordeshumbles），回顾前期的思想，探究生命的奥秘和道德的价值。

他对英国戏剧，特别是对莎士比亚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戏剧发生兴趣，试图在象征主义剧作中融入现实性内容。

这种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变化反映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剧作中：《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Aglavaite，1896）、《莫娜·娃娜》（MonnaVanna，1902）、《乔赛儿》（Joyzelle，1903）和《青鸟》（L'Oiseaubleu，1908）。

《青鸟》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

诗人在曲折的追寻历程之后揭示了象征着幸福的青鸟原来就在周围：只有付出幸福，我们才能收获幸福。

1911年，梅特林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是“赞赏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的特色。

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的形式显示出一种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去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

。

1932年，比利时国王封他为伯爵。

按照哈罗德·布罗姆的观点，后辈诗人生活在前辈诗人巨大的阴影之中，总有冲破阴影、自立于强大诗人之列的焦虑和冲动。

这种影响与焦虑、传统与创新互动的轨迹就构成了文学的历史。

从根本意义来说，诗人的焦虑不只是来自传统的影响，更主要是来自于诗人对主体性的追求或者说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死亡必然性的反抗，对不朽性的不懈追求[15]。

但是，由于文学可以表现的主题是有限的，诗人的上述努力“必然导致诗歌的日益渺小”

[16]，也就是说，把文学引向越来越狭窄险峻的路子上去。

出于对浮夸的浪漫主义和刻板的自然主义的不满，象征主义认为宇宙只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象征，后者才更为真实而永恒，韩波称之为“未知”

。

诗人们试图以直觉、通感，甚至所谓“通灵”

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并把获得的信息带给世人。

这是诗人的特权。

传统悲剧往往以主人公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纷纷死亡而告终，死亡从表面上看就成了悲剧的疆界，对于梅特林克来说，死亡可以十分便捷地拿来作为象征主义戏剧的“未知”

。

在早期，他所做的就是在舞台上制造一种死亡笼罩的情境，死亡不再只是悲剧的界限，死亡成了悲剧的本身。

很显然，这么做不是没有代价的。

斯丛狄指出：

如果说古希腊的悲剧展示处在与命运进行悲剧性抗争中的主人公，古典主义戏剧将人际冲突作为题材，那么在梅特林克的剧作中抓住的只是一个瞬间，就是当无助的人为命运所摄住的时候。

不过不是像浪漫主义的命运悲剧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