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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喜剧的艺术档次（第1页）

三、喜剧的艺术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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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是因为至今为止，对喜剧的“艺术档次”

，仍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剧作者与评论者）不能有正确的认知：尽管喜剧的起源，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早于悲剧，但从它们两者都正式展现在艺术舞台上的那天起，就有权威的理论家认定：喜剧在艺术门类中，是远远不能与悲剧相平列的一种，只是下里巴人的庸俗、浅薄、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

，至多算是供市井平民消遣、娱乐的“准艺术”

。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规定喜剧只能表现低下的普通平民，只能摹仿小人物的浅薄、丑陋的举止，这种观点影响之大、波及之远，不可小视。

而在整个戏剧史的实际体现过程与价值评判中，喜剧的社会地位与创作影响也确实没有悲剧高、大。

总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因理论的误导与杰出喜剧作品的相对贫乏，相当多的人们似已形成这样的看法：悲剧是表现“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

，具有庄严崇高的人文精神与品格，是最高档次的艺术；而喜剧则反映平俗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可笑情节举止，其品格凡俗甚至庸俗，只是消闲解闷、游戏把玩之类低档次艺术形式，甚至大多难以进入真正的艺术殿堂。

就中国当前影视创作而论，或由于认识方面的上述误区，或因为某些主管部门对社会主义时期喜剧创作（尤其是讽刺性喜剧）的种种行政性限定（而非艺术性指导），我们的喜剧作品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进而没能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当然也就不怎么为广大观众所重视、所喜爱。

再恶性循环，喜剧性影视创作就连一些作者自己也轻视起来：认为搞喜剧是小玩闹，难成大气候。

以致形成“贱屋及乌”

的作用——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者与搞出受人称许、不断获奖的悲剧作者相比，在许多人眼中也要矮上三分。

如此景况，实在令人遗憾。

下面，就两方面问题进行讨论——

其一，喜剧只应表现或反映小人物的生活吗？

对此，法国古典主义的重要作家皮埃尔·高乃依坦**直言：“亚里士多德规定喜剧只是摹拟低下而狡猾的人物。

我不能不说，这个定义并不令我满意。

……不论如何，他的定义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风习有关的，因为当时的喜剧是描写身份极为低下的人物。

但对我们的时代来说，这个定义便不完全正确了。

如今在喜剧里甚至可以描写国王，如果他们的行为并不高出于喜剧的境界。”

[9]莫里哀也有针对性地指出：“如果喜剧的使用是纠正人的恶习，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有人就有特权成为例外，这种人比起任何人来，影响都分外危险。”

[10]

每个人都在社会中生活，自然都不可脱离现实生活的影响。

小人物会有令人发笑的行为，大人物也绝不可能没有使人喷饭的丑态。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身份的高低、“角色”

的大小，怎能从本质上影响“人之为人”

的普遍共通？！

诚然，喜剧表述日常生活中小人物，可以使观众感到“亲切”

；但喜剧若嘲弄高居庙堂之上的大人物，不可以使观众更觉“痛快”

？！

在喜剧创作的实践中，像莫里哀的《伪君子》揭露教会人物的丑恶肮脏、《唐·璜》讥刺封建贵族的伪善与腐败、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把矛头直指沙俄的所有执政官员，不正因为其讽刺的对象是大人物，才更有影响？在影视作品中，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直接鞭笞、揭露希特勒，不也正因此而获得巨大成功？！

……所以，喜剧所能表现的主人公是无所不在的。

哪里有社会生活中的人群，哪里就有可供喜剧表现的对象，绝不应人为地画地为牢。

在这方面，我国当代的喜剧创作尤其需要改观：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喜剧中的主人公（作为讽刺对象的尤其如此）几乎没有大人物或权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