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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教社话语权的变更（第1页）

（三）社教社话语权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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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事务所迁返无锡原址[219]，事务所专门公函告知各地教育厅局[220]，但总干事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顾岳中兼任，三个常务理事中童润之[221]无论资历、社会声望，都远远低于俞庆棠、陈礼江，档案资料中社教社常务理事署名顺序依次为“俞庆棠、陈礼江、童润之”

。

实际上，早在1933年3月，因俞庆棠赴丹麦考察民教期间，陈礼江就曾代其履行常务理事、总干事职务。

[222]战后复员，俞庆棠兼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兼上海市立民众学校校长，大部分精力倾注在行政事务及办学中，社教社话语权明显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礼江倾斜。

这一点，从年会后理事会对议决案施行意见可见一斑，如年会决议有“由本社推定人员详加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经理事会通过后执行”

及“民众学校新体制案”

，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均“推请董渭川童润之顾岳中三先生研究制定”

，均推选童润之为召集人，但揆之史实，童润之担任召集人更多意义上是职务行为，在社教社这个专业学术团体中的话语权微乎其微。

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筹备委员会成员组成、产生的理事会、监事会，中心问题讨论提纲起草、大会召开以及随后的理事会会议等，都在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社教社话语权的掌控已由战前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悄然转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这与该院在抗战期间在社会教育界声名鹊起、战后云集社教界骨干人物有直接关系。

1941年8月正式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是第一所教育部直属的社会教育专门人才培养机构。

据首任院长陈礼江回忆：“1939年，教育部拟定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教育部分，于丙项第三条有‘筹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培养社会教育高级人才并训练社会教育干部人员’之拟议，经呈奉行政院九月二日吕字第九九六号训令核准施行，旋教育部拟定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教育部分实施方案，乃规定于二十八年四月设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筹备处。

嗣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查，改为‘于民国二十九年度内筹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先设筹备处’。”

[223]1941年1月，教育部派陈礼江、吴俊升、刘季洪、邵鹤亭、高践四、相菊潭、钱云阶、马宗荣、王星舟9人组成该院筹备委员会，并指定陈礼江为主任委员，假四川璧山原县立中学、女子中学和职业学校三校校舍作为临时院舍，拟定该院组织大纲，8月1日教育部聘陈礼江为院长，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及大部分教职员并入，9月1日正式开学，报到学生270余人，教职员40余人，开设有3个学系2个专修科。

该院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

为校训，院徽为一把熊熊燃烧、散发着光芒的火炬，极具象征意义，院歌[225]更是散发着一种革命浪漫色彩。

为了凸显社会教育专门院校特色，该院行政组织除比照一般大学于院长之下分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外，另设研究部、推广委员会及学生实习委员会，用以推进社会教育学术研究工作、发展推广事业及指导学生实习，截至1947年，该院已扩展为6系1个专修科的系科规模。

由表2-17显示，自1941年9月创立以来，系科在不断发展壮大，从3学系增至6学系，师资队伍由40余人增至87人，其中教授49人，占总比例的56.3%，战前曾供职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陈礼江、甘豫源、古楳、古剑尘等均转任该院。

作为“全国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之最高学府”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招收公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生通过入学考试者；并招收师范学院或大学其他院系合格转学生，还招收了海外留学生，学生来源多元。

就该院1947年第二学期在读学生的籍贯统计数据看，全院共有学生695人（其中男生510人，女生185人），四年制本科生593人，专修科学生102人。

[227]很有意思的是，在读学生籍贯有两个集中的省份，江苏籍的学生以177人、四川籍的124人分别占据第一、第二位，这种分布与该院抗战期间院址处在四川璧山、战后随中央政府迁回江苏有直接关系。

该学院除招收本科生、专修科学生外，研究部招收研究生，“其资格为公立或已立案之大学毕业生，研究期限为一年，期满经考核及格，由本学院给予证明书”

；学院学生一律享受甲种公费生待遇，在学期间学院免费提供膳宿、制服及一部分零用费，学院制定《学生具领膳费及办理膳食办法》及《学生伙食团轮流服务办法》，采用“伙食团”

[228]方式，轮流自助服务，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服务精神。

各省市政府对于该院本籍学生，大多设有专门奖学金或补助费等。

在1941—1947年期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共有毕业生567人，其中男生395人、女生172人，女生占总比例的30.3%，与战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7%（1934年）相比有了很大增长；六个学系中，以社会教育行政学系毕业生188人排在首位，其次为社会事业行政学系（该系1946年有礼俗行政组20名毕业生计入其中）。

该院在1941—1947年期间6年共有毕业生563人[229]，“分布在中央及全国各地社教机关工作，以本院同学素具有‘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之信念，故服务成绩，颇为社会人士所称道”

[230]。

当然，由于回迁苏州等原因造成学生大量流失[231]，1947年该院毕业生大幅锐减，仅有7名毕业生，分布在社会教育行政学系（1人）、社会事业行政学系（4人）、图书博物馆学系（2人）。

但是，抗战期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培养社会教育师资的中心地位，为其战后取得社会教育家话语霸权做了坚实铺垫。

[1]《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2]《弁言》，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3]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