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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第1页）

二、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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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机构分析框架，理事会成员的籍贯、性别、出生时间以及求学经历、学历层次、留学国别等与其在理事会承担的角色等指标，构成了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结构主体，为清晰起见，笔者特列表呈现，并结合表6-1、6-2、6-3、6-4，给予社会学意义上的解读。

表6-5理事会成员籍贯、性别、出生时间、求学经历及承担角色一览表[18]

续表

续表

从表6-5可见，先后当选理事会成员的41人中仅有俞庆棠一名女性，她一直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是社教社的灵魂人物；已知出生时间的32名理事会成员中，1890年以前出生的理事有张一麐、钮永建、张炯、张伯苓、冷御秋、江问渔、黄炎培、雷沛鸿8人，当选24人次（按照四届当选次数计算，下同）；1891—1899年间出生的有俞庆棠、高阳、陈礼江、彭百川、李蒸、孟宪承、陈剑修、梁漱溟、傅葆琛、马宗荣、舒新城、庄泽宣、相菊潭、邰爽秋、王公度、崔载阳、刘湛恩、郑宗海共18人，当选58人次，平均每人当选3.22次；1901—1910年期间出生的有赵冕、甘豫源、董淮、尚仲衣、刘季洪、徐锡龄6人，当选20次，平均每人当选3.33次。

如果以社教社1931年成立为时间节点，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28岁，常务理事三人组中，俞庆棠32岁、孟宪承37岁，而赵冕年仅28岁，其他理事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以35～45岁之间最为集中。

年富力强，正处于事业黄金发展期的年龄构成，对社教社奋力开拓的集体性格有直接影响。

从籍贯看，涵盖了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北、河南、广西、贵州和广东，其中以江苏、浙江籍为最多，这样的籍贯分布状态，一方面反映了该时期社会教育发展有明显地域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理事当选与地域因素有显而易见的关系。

从已知学历的31名理事看，留学生占主体，留学国别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及苏联，以美国为主体，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就读的有16人之多，其中又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最多，在留美同学网络中存在留学学校、留学院系的“马太效应”

，常务理事俞庆棠，理事彭百川、李蒸、尚仲衣、庄泽宣，候补理事邰爽秋、刘湛恩、郑宗海、陈兆蘅、张伯苓等10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占总人数的32.25%之多。

据台湾学者刘蔚之博士考证，在1930年之前于哥伦比亚大学TC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刘湛恩、庄泽宣（I.L.Kandel）、李蒸（F.W.Durayer）、尚仲衣（M.B.Hillegas）等中国留学生之间，与桑代克均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

[19]毕业院校的学缘关系，是分析理事会成员的一个必要社会关系的网络指标。

对社教社理事会成员更迭、召开及出席情况、成员的社会网络等梳理可见，囊括其时社会教育界先进和主要教育行政官员，成员更迭频率不高，从出席理事会频率看，存在一个核心理事群体，其领导权基本掌控在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主的教授群体手中。

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表明，当选标准不仅有学术水平高低及对社务关心程度的考量，地域因素、学缘关系、社会声望、留学国别及行政职务都是重要筹码。

领导群体的相对稳定，对维持新兴的社教社社务发展有重要作用。

社教社自成立以来，经费问题一直严重存在，新人入社较少，发起人必须扮演“保姆”

角色，像呵护孩子一般守护着社教社，唯有如此，才能使得社教社在外无学制体制支撑、内无充裕经费可用的窘境下“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