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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页）

（一）大门口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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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教育社团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至1949年全国各地共设立教育社团295个，其中民国年间创建的有236个”

[1]。

1931年成立的社教社是其中一员。

与1917年设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创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创立的中国儿童教育社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弄潮儿相比，社教社以成立时间迟、常务理事过于年轻，社员数量少、无专门社址、无固定经费来源等缘故，明显先天不足，加上社会教育为新兴事业，社会各界对其了解甚少，社教社作为社会教育界的学术团体，成了教育界及社会各界“大门口的陌生人”

。

通过前文对社教社的考察可知，从成立伊始，社教社在核心理事顶层设计下，对组织架构、社员招募、理事换届、社团章程、社务计划、理事会议等社务做了明晰规定，通过刊行《社友通讯》打造精神家园，举办年会引导社员在各地如何开始社教工作，努力帮助社员应对工作中各种问题，并专门就社徽进行数次讨论，并决议专人负责设计[2]，并呼吁社会教育地位提升、争取社会教育经费、人才培养、社教人员薪酬、养老恤金等。

在第一届年会总干事俞庆棠的社务报告中，对社教社的困窘状态很是坦承，如经费上收支相抵不敷数十元，年会费用承浙江省教育厅补助150元才得以运转；如无专门社址，借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一隅办公，无专职干事，请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同事及同学兼任，而为之努力的社会教育，外无正式学制保障，社会教育经费有限；各地政府普遍重学校教育轻社会教育，内无薪酬养老金恤金保障，社教服务人员人心涣散，而教育部对于社会教育人员任职资格和遴选制度的缺失，使得社教机关成了“各色人等落脚的客栈”

，社会口碑甚差。

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俞庆棠却满怀**，援引各种数据：如传递各地社友消息的《社友通讯》已出版3期，事务所成立两个月来收文200余件，发文1200余件，积极沟通各界；如成立8个月社员已发展至306人等，由此得出鼓动人心的结论：“吾人都深信本社前途之发展为无限量”

[3]。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活动，社教界内部完成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对外社教社正视社会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决不能以这种成就自满。

这种成就并不一定完全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近世民众教育的产生本有她的背景。

在民众解放呼声最高，国难程度益重的当儿，需要整个的民众有智识，有组织，有训练，有生产技能与救亡意识……已成为普通的要求。

民众教育在这个时候是应运而生，乘时而起。

其一发而不可复遏并在短时间获得出人意料不及的成就，大部为时势使然，非完全由于教育家之力。

……在这历史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只有随时检点着过去的困难和缺点的所在，而斟酌将来应行致力的地方，以推进这个过程”

[4]。

对民众教育馆规程、民众学校课程标准以及社教人员培养存在的问题建言献策，进行积极的外在修复，将年会决议呈交教育部等行政机关，争取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努力参与各种官方活动，如民众教育专家会议，树立社会教育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