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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梁启超黄遵宪与戊戌文学革命（第3页）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1]且看《少年中国说》最后文采飞扬的语句：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干将发硎，有作其芒。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先声。

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杂志就名为《新青年》，另一重要刊物则名为《少年中国》，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社团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

在《狂人日记》中则发出了“救救孩子”

的呼声，钱玄同甚至以为人过了四十都应该被枪毙……梁启超的新文体将议论、叙事与情感相结合，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

鲁迅、郭沫若等人，无一不受这种新文体的影响。

二、黄遵宪的文学革命及其新体诗创作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客家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

他是较早冲破传统束缚别开生面的思想家与诗人。

1877年开始在担任驻日参赞的五年多时间里，详细考察了日本的历史由来以及赖以发达的现在，写出了日后对维新变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50多万字的《日本国志》。

甲午战败后他悲愤地写下了《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系列诗作，回到祖国后致力于思想上的启蒙与政治上的维新，与梁启超等发起戊戌文学革命。

他的一千多首诗歌收在《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集中。

我们认为黄遵宪最大的文学贡献不是他的诗歌创作，而是他的文学革命倡导。

作为戊戌文学革命的先驱，他在1868年的五首《杂感》诗的其中一首中写道：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很难得的是，20岁出头的黄遵宪已经具有素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的进化思想：“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

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

……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的进化思想，正是胡适、陈独秀倡导新文学、反叛传统文学的理论基石。

不但如此，他在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通过对西方文化中言文合一演变的考察，提出了汉字的简化方向与言文合一的白话文主张：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

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

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