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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郭沫若与创造社流派的其他诗人（第2页）

《女神之再生》的颛顼与共工争做帝王，象征着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旧时代。

共工失败头触不周山造成“天柱折，地维绝”

后，众女神也没有再像女娲那样炼五彩石补天，而是要在黑暗中新造一个太阳。

《凤凰涅槃》是比《女神之再生》更为知名的除旧布新的杰作，《匪徒颂》《浴海》等诗都表现了除旧布新的思想。

《女神》中还有一类比较知名的诗是表现自我伸张个性的，《创造者》一诗说“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这个“大我”

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集体或国家，而是个性的无限扩张。

这个“大我”

有时候会变成一条吞日吞月吞宇宙的《天狗》，有时候又会《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他为了“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

而呼唤“力”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

他有时候又会变成反抗暴政的古代诗人与勇士，在《湘累》与《棠棣之花》中，将推崇个性的自由精神吹到屈原与聂政的躯壳中，使之进行现代性的复活。

浪漫主义离弃喧闹的城市而热爱自然，《女神》中人与自然合一的诗歌不少，并且借着泛神论使人与自然连成一体。

泛神论在基督教文化中具有革命意义，无处不是神也就取消了神，但在“不语怪力乱神”

的中国并不具有反传统的革命意义，他将庄子当成泛神论者就表明了这一点。

《女神》中的《三个泛神论者》《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就表现了其泛神论，《地球，我的母亲！

》说地球背负着沫若在乐园中逍遥，并以海洋奏出音乐来安慰沫若的灵魂。

在现代中国诗歌中，很少有人用白话描出这么一幅绝妙的天人合一的古典图画。

当然这不是说郭沫若完全沉醉于传统的审美情趣中，而没有现代意识。

《黄浦江口》之后的《上海印象》，就把诗人的现代意识表露无遗：

游闲的尸，

**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这段描写在古代诗歌中绝对不会发现，它令人想到的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而福柯在《何为启蒙》中认为，波德莱尔正是现代的入口。

当然，郭沫若诗歌的主导倾向是浪漫主义的，并且将五四文学的浪漫抒情特征推向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像《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太阳礼赞》等诗，使用了大量的惊叹号与排比句，并以中国诗歌中前所未有、喷薄而出的情感强度，使其在诗坛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郭沫若也是一位爱国诗人，一般爱国诗人喜欢将祖国比作母亲，但他更喜欢将祖国比作美丽的姑娘。

他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其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简直就和他的爱人一样。

他在《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一诗中正是以情诗的形式表现爱国情怀的，这首诗比喻的二重性在于，以炉中煤比喻情郎对爱人的思念，又以情郎对爱人的思念比喻对祖国的眷念：

（一）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