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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其他文学社团的创作（第12页）

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高长虹的狂飙《宣言》，几乎是他五四时期几部诗集与散文集的画龙点睛式的精要。

而且比起未名社的安徽作家群来，高长虹才是鲁迅真正的精神苗裔，这表现在他那卓然超群的个性与批判精神等多个方面，对此可以比较一下高长虹与台静农在大陆与台湾的不同境遇。

高长虹后来转向小说创作，但狂飙社与莽原社最有才华的小说家是向培良。

向培良（1905—1959或1961），湖南黔阳人。

1924年结识高长虹而加入山西作家群的狂飙社，稍后成为莽原社的骨干成员。

鲁迅曾有邀请长虹、培良喝酒大醉的记载，可见当时与鲁迅的关系之密切。

鲁迅编辑的“乌合丛书”

，将他的小说集《飘渺的梦》编入。

向培良的短篇小说《飘渺的梦》在恋嫂的情节中，隐含着精神分析的恋母情结。

“我”

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订婚对象，也有自由恋爱的女友。

然而回到家，看到新嫁来的筠嫂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愫。

当我淋了雨，筠嫂就给我以温存。

此后有事没事就往筠嫂的房里跑……小说在浓浓抒情中回味着一种美的不伦情感。

短篇小说《六封书》以书信体形式，表现了“我”

对现代的厌弃：“人与人没有情义，没有关系，不相识似的”

。

厌倦之极的他想寻找“温情的人间关系”

，羁鸟恋旧林式地要归家。

然而他真的归家，父亲、兄弟及故乡给他的却是冷漠，儿时的玩伴也没有旧情，而是很礼貌地称他少爷。

他决计离开故乡，浪迹天涯。

在中篇小说《我离开十字街头》中，一个虚无的反抗者出现了：

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自己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

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

……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天二哥》先写天二哥死后人们怕鬼的恐惧心理，后面才追写天二哥因有病而败在小柿子手下，但他确实是“天”

二哥，即使是忍着病痛，也能打得小柿子告饶。

《红灯》写的是得银被三千七拉下水偷东西被人打死，作为慈爱化身的得银娘为使得银的魂得以超度，拉下老脸到处借钱，终于做成了一个红灯，但当红灯点亮时，引来的不是同情而是看热闹者的调笑。

这个老妈妈令人想到《水葬》中骆毛的老母。

《新坟》控诉了军阀的罪恶：四爷死后四太太盼望着自己的儿女长大成人，然而女儿被兵奸死，儿子被兵打死，四太太发了疯，到处请人喝酒，说着“新郎看菜……”

《拜堂》中的汪二在哥哥死后与嫂子**，嫂子已怀了他的孩子，再私通下去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拜堂成亲；然而从嫂子在哥哥灵前的激动，表明他们的结合也是为了生存而非爱情。

台静农的小说几乎都是运用白描的叙事方法，很少浓墨重彩，正如乡间的悲惨生活恰好适宜拍黑白片，拍彩色片反而失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