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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12页）

的斗争。

而鲁迅充分肯定围绕在他周围的青年作家如巴金、胡风、萧军等人的个性选择，以至于这些人因个性太强而无法适应后来抹煞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生活。

此外，他对那些被挤到社会边缘者给予了特别的同情。

阮玲玉明明是被小报杀的，后来这些小报又来鞭尸，他就为阮玲玉打抱不平而写了《论“人言可畏”

》等几篇文章。

也许那些“极左”

人士让人抹煞个性自由而屈从团体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倒是鲁迅的将个人的自由与团体的利益打成一片的追求，更切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的条件”

的那个“联合体”

。

鲁迅的上海十年，建立了有爱情的家庭，并且老来得子，对其孤独是春风般的慰藉。

他也经常参与重大的聚会，如萧伯纳来沪的会见。

然而自己的战友，争取人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自己的学生辈好友柔石等被枪杀，使其经常出离愤怒！

他本人也曾被列入暗杀名单，后来国民党政府顾及到暗杀一个大文人国际舆论实在太坏才罢手。

不过直到去世，他都背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对其以“堕落文人”

为名下发的通缉令。

他经常到内山书店避难，但需要仗义执言时，他宁死也不退避：他参加杨杏佛葬礼时连钥匙都不带以示决绝，他为柔石等被枪杀的五位青年作家伸冤时，连史沫特莱都极为担心，他说总得有人为他们说话。

他行走在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的地雷阵中。

“左联”

后期，鲁迅与“左联”

领导人周扬等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他看不惯这些人不搞文学创作，以鸣鞭为业绩的姿态。

不顾鲁迅病重“打上门来”

的徐懋庸，使鲁迅找到了一个批评这一群人的出口。

鲁迅赞同胡风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也并非鲁迅因为这些人不尊重他就标新立异，而是他一贯的思路。

他担心“国防文学”

的口号会使这些以鸣鞭为业绩的人将与抗战无关的文学统统排斥，甚至斥为“汉奸文学”

。

鲁迅曾在“五卅惨案”

后中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时，说有一个人拿了另一个人的大衣，被拿的人不让拿，拿人大衣的人说，在国难当头时你还关心自己的大衣，真是个亡国奴！

晚年在《半夏小集》也否定了“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

这就是鲁迅具有现代性的爱国观，也是他为什么更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

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左翼文坛的分裂，对后来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