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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8页）

的文学，说中国的国粹就是脓疮，不如割去跟别人一样的好。

因此，赋予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以实质性内容并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

从发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

鲁迅将小说的启蒙性与正视人生的真实性、洞察历史的深刻性以及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与当时的新诗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档次。

然而，鲁迅的呐喊不同于乐观与理性的陈独秀、胡适，他站在“坟头”

上的呐喊中充满了惨厉与凄怆。

尽管他主动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一致，但是他在做出调整的每个方面都有独特的思考与保留。

他固然激烈地反传统，但是像他那样背着古老鬼魂的启蒙者并不多见；他固然在杂文中以科学反对迷信，但他指斥独断的科学家不能体悟天堂之极乐与地狱之悲哀。

他固然在《药》的结尾在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表明革命还有后来人，但他强作的欢颜却充满悲怆和绝望：瑜儿的母亲以为是瑜儿显灵，革命者与其母亲都没法沟通，在死静的氛围中乌鸦“呀”

地大叫直飞上苍，令人感到安特莱夫式的“玄学的恐怖”

。

其实《药》的叙述本身就表现了一个极度悲观的主题：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姓华，一个姓夏，华夏代表中国，革命者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民众寻求强身健体的药，而革命者的血竟然成了民众强身治病的药，革命者凛然大义的话语在民众眼里却是疯子的胡说八道，所以最后两种药都失效，失效的结果就是留下两座新坟。

尽管新文化运动没有驱除鲁迅的悲观绝望，但是他开始反抗绝望，向虚无挑战。

与此同时，亲情的温暖也在给他以情感上的慰藉。

1917年初鲁迅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

随着周作人在北京文化界的成功亮相，1919年8月鲁迅买下八道湾住宅。

鲁迅为此回了一次故乡卖掉了新台门故宅，重回故乡构成了小说《故乡》的灵感来源。

尽管他在爱情上不如意，但是一个由母亲、朱安，周作人及其妻、子等众多亲属构成的大家庭，对他孤独的情怀是一种慰藉。

五四时期，他一方面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以及安特莱夫等人的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作品，另一方面又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以及爱罗先珂等人的人道主义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与其翻译作品之间的精神关系，他笔下个人反抗与沉沦的人物与前一类作品的翻译有血脉关系，后一类翻译作品则与鲁迅的《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等有精神渊源。

鲁迅迁入八道湾住宅后在小说创作上也很勤快，《呐喊》最初版本收集的15篇小说，除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之外，其余12篇都是在八道湾写成的，包括《阿Q正传》。

新文化运动很快退潮了，鲁迅所担心的觉醒的几个人无力走出铁屋子却要体验痛苦似乎变成现实。

鲁迅也由“呐喊”

而陷入“彷徨”

，并在荒原上独自反抗绝望。

反抗绝望，就是当生命陷入痛苦与荒诞时，绝不虚构先验的希望、爱与美等虚无缥缈的本质逃避自己在自由荒原上的选择，也绝不放弃个人自由而逃避到群体中。

痛苦中再加痛苦就是兄弟失和。

家庭遭难后，鲁迅长兄如父，着力培养周作人，但这种兄弟怡怡的感情到1923年7月14日终止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在其中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既然周作人把鲁迅的《伤逝》看成是写给他的，也就有理由推测，周氏兄弟关系太密切了，以致使得羽太信子成了被冷落的“第三者”

，由此而对鲁迅实施诽谤。

从此，兄弟彻底翻脸，各走各的路，再无私人来往。

兄弟失和对鲁迅的伤害，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鲁迅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痛苦之中，然而艺术是苦闷的象征，鲁迅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如《野草》《彷徨》，展示了惨厉的真实人生。

如果说《彷徨》与《呐喊》有什么差异，那就是《狂人日记》中的那个疯子在《长明灯》中被关了起来，群众仍是麻木看客（《示众》），而觉醒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毁灭了——他们或者像《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无奈地与传统妥协，或者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借着权力进行绝望的反抗并在极端的分裂中毁灭，或者像《伤逝》中的涓生在无路可走的歧路上彷徨，或者像《伤逝》中的子君不能承担沉甸甸的自由而死去。

《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文本中文字造诣最高的作品，它把汉语的表现力提高到一种令人惊叹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