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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3（第9页）

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

问题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讨论最多的史学课题之一，学术界在传统上认为这种思想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

首先，在“重农抑商”

的性质和评价问题上，有些学者对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总体否定说”

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完全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工商业在古代的作用，“重农抑商”

的思想和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封建社会前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其次，传统上认为“重农抑商”

问题为古代中国所独有的看法被突破，学者们通过比较研究，在把这个问题放入世界历史的大范围里进行考察之后，认识到“重农抑商”

并非为中国古代所独有，而是一种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包括古代希腊）某种程度上曾经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

无独有偶，与中国学者关于重农抑商问题的讨论几乎同步进行的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属性的论争，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古代希腊是农业文明还是工商业文明。

大致说来，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工商业文明说”

占统治地位，60年代以后，“农业文明说”

则逐渐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192]

纵观中西学界关于这两大史学课题的论争，虽然论题不尽相同，但其中的联系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在论争的起点上都或多或少地犯了“古史现代化”

的毛病，即完全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解释和评判古代人的经济生活。

更令人深思的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两大论争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黄洋在《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中指出:“在这些传统观点（即古希腊是工商业文明——引者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原因，即国内学者往往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将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即古希腊文明。

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历史考察。

实际上，希腊城邦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

[193]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中西两大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古人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农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即“本”

与“末”

的问题。

这就为对这一思想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其产生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在这种思想的背后也隐含着思想的阐发者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人的本性的思考，成为其“本”

、“末”

观念的理论基础。

因此，深入挖掘这些背后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一观念是十分重要的。

下面着重探讨“本”

、“末”

思想的起源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描述“本”

、“末”

思想在中希历史上的起源过程并分析其思想内涵;第二，挖掘其所以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根源。

因此，下面仅涉及“本”

、“末”

思想在中国和希腊产生的时代，其时间范围大致设定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之间，时段上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希腊的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考察的对象包括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学派和思想家。

（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