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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启蒙对学术的重塑 从整理国故说起（第1页）

第一节“启蒙”

对“学术”

的重塑：从“整理国故”

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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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鸦片战争开始，同时开始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层面的古今中西的交锋与交融。

从那时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有西方文化的资料被传播到中国，学术交流日益增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西学倾向。

例如，同样在1840年，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为了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让幕僚把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出来，亲自加以润色、编辑，撰成《四洲志》一书；1841年，魏源参与了审讯英军军官俘虏安突德的全过程，从而获得大量关于英国的第一手资料，对英国形成了初步认识，完成了著作《英吉利小记》。

这本书的出版以“欲师夷技收夷用”

为目的，是作者开眼看世界的成果，提醒人们不能封闭自守，应该重视敌情，认真对付侵略者；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签订；同年10月，魏源《海国图志》50卷完成，该书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最翔实的专著；1844年12月，清廷下诏弛天主教之禁；是年，梁廷枬在广东刊行《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小国说》《粤道贡国说》，后与1846年所作的《兰伦偶说》合刊为《海国四说》，以“筹海防夷”

为目的，历述了美、英、法、荷、葡、意、西等西方各国相继东来，用商品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与咄咄逼人的气势，并加以批判；1847年1月，中国留学生容闳从香港前往美国留学，他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848年10月，徐继畲《瀛环志略》成书；1849年，葡萄牙澳门总督宣布澳门为自由埠，强占澳门；1850年7月，由教士郭士立等改正的汉译《新约圣经》出版；8月，英人在上海创办《北华捷报》，1864年改为《字林西报》；1853年，王韬与传教士约瑟合译《格致西学提要》（1858年出版）；1856年10月，“亚罗号”

事件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在此之后，译介的西方通识类著作、传教士著作等；国内知识分子的社会性著作、思想性著作，以及各种中西碰撞的社会事件、文化交流呈井喷状态。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对外来思想的译介和反应还只是发生在少数忧国忧民并且颇具远见卓识的“文化大臣”

的圈子里，那么到了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之后，中国社会对西学的接受就绝不仅仅是发生在少数“官僚阶层”

的优秀代表之中，而成了一场自下而上地席卷全社会整个知识阶层的文化洪流。

正如“导论”

部分提到的，科举的废除使得蔚为庞大的“士绅阶层”

失去了向上层社会晋升的渠道，所以他们只能放弃原本乡村士绅或者待考学子的身份而进入城市，接受西式教育，在越来越细的知识分工中寻求新的定位和新的出路。

这同时也使得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儒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使整体的社会结构、知识和价值传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知识阶层”

由此产生。

新的知识阶层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学科和社会分工的影响下，逐渐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

的思维框架中跳出来，开始意识到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是可以被区分开来的。

人们似乎不应该满足于只是在含混、封闭、笼统的思想领域对“知行合一”

“格物致知”

“内圣外王”

孜孜以求，而是应该按照西方的系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分门别类，从而让细分下的每一个领域都能获得科学、系统的发展。

20世纪早期的思想论争都是在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框架的碰撞下产生的。

1910年，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出版。

从名字便可以看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专门性和系统性。

这是一本宏大的著作，一共32章，四大部分，从先秦创史时代，到汉唐继承时代，再到宋明理学时代，专门从伦理学角度切入，将中国古代的思想都纳入伦理学而非哲学或者思想史来进行考量，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重要的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详细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