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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防疫时间观念的转变（第2页）

在中国，官方提供免费种痘最早开始于1870年的英美租界，工部局开设疫苗接种门诊，每星期开放两个下午，但很少有人自愿接种，以致工部局一度为愿意接种牛痘的儿童发给奖赏。

[37]为了广而告之，1877年3月12日至5月5日，《申报》上整整一个半月都登载了工部局的《招种牛痘示》。

[38]法租界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其曾于1873年在《申报》上连续41次刊登了同一内容的接种牛痘广告：“施种牛痘：大法国工部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

如来种者，至期两点钟到局种痘无误，分文不取。

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人之德也。”

[39]

北京官方的免费种痘服务相对滞后，直至1910年4月才有明文规定，即内、外城巡警总厅颁布的《管理种痘规则》。

其后在官办医院、中央防疫处、卫生区事务所的诊疗所等处都逐步实现免费种痘。

相关的规定也渐趋完善。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种痘条例》。

1932年北平市教育局卫生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全市各中小学校中一律施行种痘。

[40]1935年2月北平市卫生局颁布了《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要求儿童必须种痘。

[41]在市政机构的切实重视和积极努力下，种痘的人数逐渐增多。

为了彻底打破仅在春季种痘的观念，具体的施种工作逐步扩展时间范围。

民初前十年，内外城医院及四郊施医局是官方种痘的主力，时间集中于春秋季，夏季时则因天热，痘苗不易保存，伤口亦不易愈合，因此多停止种痘。

20年代初内务部在天坛设立中央防疫处以后，其除了提供北京城内绝大部分的疫苗之外，还于1923年3月1日在天坛也开设了牛痘处，除星期日外每日施种，不收号金。

[42]中央防疫处还安排专人至卫生诊疗所、基督教社交堂，以及各讲演所等处种痘。

在讲演所施种的工作起初按照除星期日外每星期一天三小时轮流进行，不久后就发展至每个讲演所每周均能施种三至四个全天。

[43]至30年代，各卫生区事务所的诊疗所均能不拘季节，在每周的工作时间内提供接种服务。

但春季种痘的观念毕竟深入人心，在天花未有大规模流行的情况下，大部分民众仍然愿意选择在春季施种，在春季之外进行的种痘工作收效明显不如春季。

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在1928年冬季开展的种痘运动，因施种人数极为有限，每日派员往返奔驰难收实效，考虑到当此天气寒冷之时，“实未便强人施种”

，因此变更为凑足十人以上再电知该所派员前往，原预定在全城二十区署均设种痘分处的计划，只能俟春暖时再行办理。

[44]

因此在春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种痘力量都进行了最大范围的调动。

每届春季，官办医院和市政机构必定要施行种痘。

青年会服务团的种痘也安排在春季。

[45]个人的施种行为更是顺应民俗，如洋货行经理自发的施种每年都自4月中旬开始。

[46]30年代北京的卫生机构都将每年的种痘运动定在春秋二季举办，尤以春季运动收效最大，如1937年的春季扩大种痘运动，预计施种人数为7万人，结果实际达到了105248人。

[47]因此在种痘的时间选择上，虽然卫生的话语对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大力批判，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要取得相当效果，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传统的卫生时间。

在中国的华北地区，于春季积极施行对传染病的预防工作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样的观念确实是有依据的。

春季为万物复苏之时，病菌的活动能力开始增强，尤其是北京的沙尘天气和沟渠的消融开化，都加速了病菌的传播。

到春末夏初，季节变换更易致病，进入夏季，“暑热熏蒸”

[48]，多种传染病经过前一阶段的酝酿后有可能集中暴发。

在民国时期流行于中国北部的主要传染病中，天花的流行高峰期在2至5月，斑疹伤寒在4月至7月，白喉与脑膜炎均在2月至4月，猩红热在3月至7月，最高峰在3月，回归热在3月至7月，最高峰在4月；其余如霍乱、伤寒、痢疾的发病高峰均主要在夏季；只有鼠疫例外，因北方流行的肺鼠疫，流行高峰多在气温较低的季节，但并不表示其余月份没有鼠疫发生。

[49]狂犬病也于春季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