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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不卫生的身体（第4页）

越吸越多，自觉非常消遣。

马上请我作神仙，我都不换。

（二）茶也懒得喝，饭也懒得吃。

面对整容镜，小鬼都爱看。

骨瘦如枯柴，青筋满露现。

（三）终日卧**，事事我不管。

那叫没人格，什么是下贱。

只有那大烟，吸上几百遍。

（四）若是没钱买，典妻当子我都干。

说什么绿头巾，管什么忘八蛋。

我心里顾不得计算，顾不得计算。

（五）又倾家，又**产，吸大烟是这样办。

又昏庸，又疲倦。

什么叫愚民政策，什么叫灭种手段。

（六）一口气儿不来，息乎，翻了白眼。

这就是跟同胞告辞了。

下世再见。

两种禁吸鸦片的宣传话语相隔了二十年，却不约而同采取了相似的论述策略，一文一白，一为直击一为反讽，都对吸食鸦片导致的虚弱身体形象进行了生动刻画，并对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恶果进行了深刻揭露。

但前者看到的是这种身体对个人前途命运的影响和对传统社会关系的破坏，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解释框架，后者则表现出对个人品格和国家命运的关注，打下了民族主义的深刻烙印。

民国以后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日形泛滥，吸食鸦片之风未刹，吸食毒品又逐渐成为危害更大的社会问题。

烟毒问题成为国家衰弱、民众病弱的根源，“因为我国国体的衰落，就是由于民众的病弱，引起各帝国主义的侵凌，所以被毒品麻醉的我国民众能断然地除去吸毒的根，同时也就是除去各帝国主义的侵凌的动向”

。

[27]

民初时，政府针对烟毒问题主要采取的办法是阻断源头，对收买、贩运者处以刑罚。

[28]内务部制定了严厉的惩办烟犯条例，“私贩、私售、私运者均受死刑”

，私吸者也会被判处十数年不等的徒刑。

[29]对此，京师警察厅总监认为禁烟一事“警察责任攸关”

，因此“对禁烟之事极其认真”

。

[30]严厉打击售卖、私运鸦片烟之徒，并对药房出售药用鸦片严格管制，将各辖区内“所有中外商人西药经营者之字号、姓名、家数，并有无出售药用鸦片一律切实调查”

。

[31]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1919年上半年京师警察厅就查获烟案45起，并且为了警示吸烟者，京师警察厅在先农坛支搭棚席，公开焚毁缴获的烟土、烟具等物，特邀京中各机关、所派人员到场监视，还要求《晨报》把焚烟事情“代登报端，俾社会各界人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