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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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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中国经历了近代以来排外的最高峰——义和团运动，随后八国联军的枪炮就将这种意识压制下去，迫使中国承认现代文明的优越性。

这一年是近代新旧消长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开新的意识汇成潮流漫溢开来，自官方到民间都卷入了变革的洪流中。

卫生知识亦是在这一年，被列强用皮鞭嵌入民众的生活，之后很快成为新的市政机构的指导思想和践行原则之一，也成为知识分子极力提倡和民间团体积极实践的新内容。

卫生知识在近代北京城市中逐渐普及，这一过程在空间、时间和身体三个维度上都有具体的表现。

各种社会主体在卫生知识的普及过程中相互博弈，不断改造和更新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间。

卫生知识加速推动了城市空间破旧立新的过程，传统空间逐渐衰落和消减，新式空间不断增长和扩张，使近代北京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卫生知识不仅改造了物质形态，还将规训和教化的内容贯穿于这些空间中，通过空间影响在其中活动的民众，使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逐渐实现现代的转变。

卫生知识的普及与世界时间的推广紧密相连。

卫生活动推动世界时间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的主要时间规范；世界时间有助于卫生活动对民众生活进行统一、规律的教化，增强民众对现代生活理念和方式的认同感。

卫生知识要求城市的发展与世界规律保持一致，促使社会的主导时间形式和时间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发展步调，城市也由此逐步向现代迈进。

卫生知识对近代国人身体的形塑，充分体现了卫生知识的现代性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紧密联系。

卫生知识成为判定城市居民身体状态的重要标准，这种身体状态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国民责任相关联，从而推动身体进行不断形塑和反复确认。

卫生知识的应用是身体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民众的身体逐渐向符合近代国家与民族需要的方向发展，近代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为社会的主流。

卫生知识的普及体现出明显的总体化和国家化特征，其源自普遍化医学意识的兴起，要求医疗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重合，以对社会实施连续不断的监控，因此卫生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

在卫生知识的普及过程中，空间、时间和身体这些社会构成的基础因素得到了组织和再生产。

卫生知识要求一致改造城市空间，统一规范社会时间，划一形塑民众身体，使空间、时间和身体趋于同质化。

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实现了卫生的覆盖，利于卫生的监控，权力从中得以产生和运作，并推动城市的发展。

但普遍性的卫生知识放在具体的实践中，呈现出了复杂和多元的面相。

这是因为卫生实践中的不同主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行使权力，同时又受制于权力，从而产生出强化、施与或是对抗、逃避的行为。

知识分子是卫生知识的积极鼓吹者，其将西方对中国不卫生的想象内化为鞭笞民众觉醒的话语，使卫生知识成为界定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标准。

知识分子的卫生话语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渴望，其殷切盼望从中生发出国家强大和民族健康的根基。

而对于卫生施行过程中隐伏着的西方殖民性质和话语霸权，几乎看不到知识分子的异议，有的只是“我不自谋而外人代为之谋”

[1]的遗憾。

知识分子的卫生话语还表达出对民众明显的悲观态度，普通民众不卫生的行为加之抗拒卫生的言论，被上升为“有独无偶”

[2]的民族特性加以批判，直接促成了知识分子将卫生的主导权交给国家权力的代言人——政府。

卫生事业是公共事业，需要持续不断的巨大投入而少有立竿见影的丰厚产出，而又正是由于其是公共事业，在知识分子的话语支持下和近代民族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背景中，都要求将其纳入国家管理而非私人经营。

政府的合法性需要卫生知识提供源源不绝的支持，施行卫生的能力有助于巩固这种合法性。

但卫生行政能力源于卫生机关具备相应的权力，并保证权力的稳定性，还有赖于财政的持续投入，这在近代北京城市政治动**和经济衰落的背景下都难以实现。

在政府难以保证政策稳定性和投入持续性的情况下，卫生行政机关不得不视其能力“投机取巧”

。

卫生知识在对“不卫生”

的行为进行改造，尤其在对待传统的行为和观念时，既要充分发挥卫生话语的破坏力，又要在原有基础上取而代之、改头换面，这是经济实惠的办法。

一些真正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则往往一波三折，还有的胎死腹中，或是流于形式。

虽然如此，卫生行政机关仍然积极善用象征性的作为，以确保政府卫生能力的在场。

卫生机关可以一再被压缩、裁减而仍须保有其名，民众在遇上卫生问题时还都会呼吁“卫生的官儿该管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