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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犯罪的人数（第1页）

第一节犯罪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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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计数字的来源

犯罪统计源于西方，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犯罪统计概念。

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作为西方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犯罪统计才被引入到中国来。

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下，清朝在1906年将刑部改为法部管理全国民事、刑事、监狱及一切司法行政事务。

法部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及宣统元年（1909年）分别对全国的刑事案件作了统计报告，即《法部第一次统计》《法部第二次统计》及《法部第三次统计》，除法部外，大理院也有一些省的犯罪统计的资料。

作为中国最早的犯罪统计，其统计方式还是不成熟的，不论是法部的统计还是大理院的统计都略显粗糙，以法部1909年统计为例，“以上表除大理院及京师初级各厅、东三省各级厅表外俱系本部专据部卷自行编制之表，其外省填注之表因本部具奏时送到者尚甚寥寥，兼之表式未能划一，年度更参差不齐而案由亦节略殊甚”

[1]，《法部第一次统计》甚至没有按性别对男女犯进行区分。

民国时期的犯罪统计在内容上较清末更加精细，按时间划分可以分成两个时期，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六年（1912—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期为第一时期，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八年（1927—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为第二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由司法总务厅（第五科）编纂有《中华民国民事统计年报》《中华民国刑事统计年报》，及地方省长公署统计处编纂的《政治统计》。

其中，《中华民国刑事统计年报》共计有十册，每年度一册，从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汇集了全国司法部门审理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其来源主要依据“各地新式法庭的报告，未设立新式法庭的地方以及各县公署都没有编造”

[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司法行政部编著的《民国司法统计》，分别为从1929年到1934年，1936年，从1937年到1939年。

[3]还有《三十五年度司法统计年刊》，内容主要涉及行政、民事、刑事、监狱四类统计。

民国时期的犯罪统计以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总务厅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的统计最为全面，各地方高等法院也编纂有《司法统计》。

“民国时期的司法统计不存在固定周期，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统计，大体一至两年一次”

[4]，在年代上具有“断续”

的特征。

这些统计存在于整个民国时期，以数据表格的形式记录了民国时期各类刑事司法实践，成为我们研究犯罪问题所依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一般来说，犯罪统计中所列的各项数字主要来源于：（1）警察基于已收到的控告所提供的资料，这类资料被认为是精确反映实际犯罪的指标；（2）警察逮捕的人犯，对其犯罪的认定取决于警察的自由决断，警察的主观认定成为衡量其是否犯罪的主要依据，因此这类数字并不是可靠的；（3）法院的判决记录结果，这类数字有明确的受害者和犯罪者，犯罪事实清楚，被认为是较可靠的资料；（4）监狱的人犯数量。

法院的判决记录中涉及的犯罪者数量应该等于或小于法院的判决结果。

宣告缓刑者及罪行轻微被判处易科罚金处罚的犯罪者，这类犯人不在监狱的统计资料中。

从监狱对入监人犯的统计上来看，监狱的人犯数目，实际上为每年新受徒刑、拘役人犯的数目。

在监犯人的人数不包括犯罪罪行未被发现者，未涉及诉讼者，罪行败露后脱逃他处未被逮捕者，以及提起上诉的犯人。

犯人在法院的审判后，对审判的结果不满，提起上诉，这部分犯人在上诉期间并没有被安排在监狱执行刑期，而是被关押在法院的看守所。

因而监狱的统计不能完全代表当年的犯罪人数，实际服刑的犯罪人数远远小于实际犯罪的人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36年《北平市统计览要》[5]所列1935年公安局假预审刑事犯统计，共计有女犯1118名，而1935年实际入监女犯数量为76名，二者相差近15倍。

不仅如此，北平地方法院并不是唯一施行审判的机构，北平警备司令部、平津卫戍司令部以及后来的烈性毒品审判处，分割了法院的审判权，并对犯人处以刑罚。

经过这些机构审判的犯人数目也不在监狱的统计中。

当时任职司法部的人估计犯罪的实际人数，至少相当于监狱统计表的五倍，张镜予在《北平司法部犯罪统计的分析》中认为五倍的估计还略嫌太少。

[6]我们所得到的数字正如严景耀所说“不过是北平犯罪的一部分——或许是一小部分——罢了”

[7]。

在上述四类统计中，使用较多的数据是监狱的人犯数量，民国时期的学者严景耀、周昭平、徐惠芳、刘清於等人就是通过自己在监狱的调查，运用监狱的统计资料对犯罪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