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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财产犯罪02（第10页）

根据王文治参与的两次花会经历，每一分钱赢钱两毛八。

花会赌博的参与者，称为押头，有押二三十子不等，每会输赢约在二三十元。

并非每次开会就会赢钱，王文治的两次花会经历中，王世泉就输了一次。

[134]赌局除允许钞洋押赌外，物品也可以参赌。

小规模的花会赌局开会的地点是不固定的，有自己家中开会，也有借地开会的。

王世泉就是在他寄居的人家借地开会。

吕宋第在辛寺胡同十七号开设鸿兴祥成衣铺，并在家中供人设花会赌局，参与者有11名之多。

[135]1936年警察抄办的一起花会赌局，在外二区东北园七十九号赵姓家中，是由屋主赵张氏夫弟赵永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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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会赌博多在下层中盛行，从图2.2可以看到，花会赌博的赌注还是相当高的，对于一般的劳动阶级来讲，3元可能就是一个月的收入。

参与者对花会赌博的投入之多，预示着其最终倾家**产的结局，故花会赌博在当时为人们所诟病。

与腥赌相比，花会赌博更加隐蔽，以致在报纸上很少见到有关花会赌博的新闻。

图2.2辛寺胡同十七号花会人名钱财数目

《关于查获吕宋弟借地押赌花会及查获李文山等在道旁有类似赌博行为的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3-002-10347，1936。

4.公安局的禁赌措施

民国时期，政府颁布了禁赌法令，禁赌法令在赌风蔓延的北平并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北平内外城时有“竹战”

之声传出。

对于公安局来讲，赌博对北平的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市政府训令公安局严行取缔：“赌博为害之大，世所诟病，本市自首都南迁，失业人民日众，每有奸巧之徒，聚赌敛财，而受其害者，尤可以胜计，若不严查禁止，则其影响民生与治安，实非浅鲜。”

[137]赌博之人常因赌资问题发生伤害的案件，而嗜赌之人为筹措赌资，往往不惜犯罪。

如徐益三嗜赌成性，欠有巨额赌债，趁春节回乡，与父亲商量将地变卖数亩未得应允，于是竟将族妹诱拐来平，卖与许康氏家，得洋90元，将赌债还掉后的余额又用作赌资。

[138]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北平的设赌及参与赌博的人员，公安局采取了各种措施。

如取缔了街上售卖的赌具：“摊上陈设赌具，形形色色，种类繁多，引诱无知愚人，幼年儿童，实行赌博，若不严行查禁，自幼养成此种习惯，认真取缔。”

[139]并对开设赌博的场所进行查抄，设赌及参赌的人犯一律送公安局等禁赌措施。

1936年1月29日公安局对赌窟的查抄是北平最大的一次针对赌博的行动。

600多人中，除游街惩罚及释放外，情节较重者有32名，由公安局解交冀察绥靖公署发落，经冀察绥靖公署署军法处审讯，其中罪行严重的烟赌犯赵延绪（曾任陆军次长并一度任东北航空署长）、赵立、冯贤豪、关王氏，王传龄5人因“公然以馆舍供人吸用毒品，并聚赌营业”

[142]，实属罪大恶极，应从重惩处。

经该署依照《禁毒暂行条例》第五条，判处死刑，于1936年2月5日下午3时在安定门内雍和宫北平陆军监狱内执行枪决。

对于犯案之公务员除应有之惩罚外，还给予永不录用的惩罚。

这次对赌窟的行动，虽然是由公安局发起的，但它实际上表明了北平市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冀察绥靖公署对北平赌风蔓延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北平当局要严厉取缔烟赌窟。

在政府强有力的措施下，1936年2月后，北平的赌博场所大为减少。

然而待风头一过，赌风复开，1936年8月前外观音寺天兴客店，抄获男女赌犯多达105名，其中女性赌犯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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