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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城市化与犯罪（第1页）

第二节城市化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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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是中国一座特殊的城市，作为中国最后两个封建帝国——明、清的首都，北平成为中华民族皇帝权力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最大象征，在国人的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到了20世纪，随着封建帝制的解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北平又迎来了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程，开始向现代化转变。

即便在北平失去首都地位后，北平的变革仍然在持续，可以说民国时期是北平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北平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城市面貌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是北平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本节主要探讨北平的城市变迁过程与犯罪的关系问题。

一、进城与出城

城市的主体是人，北平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内陆城市之一，容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五方杂处”

是北平市政府对北平居民的认知。

民国时期是北平人口增长的重要时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当时正值中国广大的农村遭遇了频发的灾荒和军阀混战的祸害，农村破产人口增加，大量的农村人口流离失所。

北平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成为容纳谋求职业和生计的各地流民的首选城市”

[29]。

大批外省人口为就业、乞食涌入北平，也体现出农村人口和外省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特征。

大量的外地人口向北平的涌入，也加剧了城市原有的就业危机。

1928年6月北平各行业雇佣人数：饮食业27127人，衣服业21121人，金属业4238人，日用业9677人，燃料业4945人，染料业12318人，其他10698人。

到1928年12月失业职工数：饮食业4650人，衣服业5257人，金属业464人，日用业849人，燃料业459人，染料业737人，其他1940人。

1929年6月失业职工数：饮食业5118人，衣服业5202人，金属业561人，日用业1161人，燃料业738人，染料业1130人，其他1940人。

[30]可见北平的失业情况是相当严峻的。

外地人口进入北平后，都期望在这个城市中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就业形势的严峻，迫使许多人只能在长期小店中暂居，就业的无望，经济的窘困使得这些人成为北平治安的不安定分子。

魏国璋，原籍河北大兴，在来到北平后，在狗尾巴胡同永成小店暂住，1932年先在西四牌楼大街积生大皮鞋庄门窃取冯泽的一辆自行车，之后在西长安街一球房门首窃取崔大保一辆人力车。

[31]谢德胜，山东东阿人，在保府当兵被裁后，来到北平讨生活，1932年3月27日到韩秀林铺内以买弹弓为名，乘隙窃一把弹弓，后又在李全铺内，见屋内无人，又窃得弹弓一把。

[32]魏国璋和谢德胜的共同点就是没有工作，当身上的钱花干净后，二人只得铤而走险。

魏国璋和谢德胜并不是期望在北平就业的外地人口犯罪的个案，实际上他们代表了当时北平外地人口在面对不能就业时做出不得已选择的普遍现象。

“城市贫民们几乎毫不例外的农村背景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层现象：对于千千万万个农民来说，城市生活哪怕千辛万苦，也已经是一种提高”

[33]。

农村人口来到北平后，即便是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到农村，很多人逐渐沦为城市流民，有些人终于承受不了生存的压力，最终成为犯罪者。

对于北平人来讲，这些移民抢走了原来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大量的外地人口与北平原有的城市居民一起竞争有限的职业岗位，就业的艰辛使得许多人开始另辟蹊径，前往外地寻找工作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出现了新的就业流动趋向，一方面大量人口流入北平，而另一方面部分北平居民前往外地寻找工作机会。

如李文林原在平作铜铁工匠，失业后离平外出谋生。

[34]又如，原在北平当佣工的杨李氏欲前往东北谋生。

[35]这种反向的人口就业流动，只是面对就业压力的一种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