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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第1页）

六、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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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民国期间北京皇城城墙的损毁始于1915年，朱启钤任督办的市政公所为“便利交通”

在皇墙上开辟豁口与门洞。

该方式持续到1924年，虽然后期豁口工程比较不节制，但总的来说并未对皇墙体系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也较为科学地解决了道路穿越城墙的问题。

但是，从1921年6月齐耀珊担任督办起，市政公所和内务部发现了皇墙砖作为建筑材料的经济价值，便利用修大明濠的机会，或将皇墙划段指定给修濠的承包商，或动用自有的工程队，以取得建筑材料的名义将皇墙一段段拆除。

在接下来的6年中，徇私舞弊的情形愈演愈烈，甚至发生内务部与市政公所将城墙整段倒卖以牟利的行为。

迫于舆论压力，张作霖军政府总理潘复于1927年8月至9月下令有关人员查办“京师拆卖城垣案”

，但由于市政公所不予积极配合，查办者的意外发现——拆卸下的城砖和琉璃瓦，有相当一部分无偿拨给或是售予了政府部门与高级官员，受牵连者包括齐耀珊、任毓麟甚至张作霖本人——导致调查不了了之。

截至1927年10月，皇墙已被拆除了8公里多，超过全长34。

1928年6月，北京降为“北平特别市”

，京都市政公所被取消，在首任市长何其巩主政的一年时间里，开展“北平文化游历区”

建设，积极制定文物保护法则与规划，并且严令保护皇城城墙；虽然工务局长华南圭屡次提议拆除皇墙取砖修渠，都未能获准。

但在何其巩卸任之后的1929年10月，市政府同意了工务局关于继续拆取皇墙城砖、以完成大明濠工程建设的提案，导致1930年年底大明濠完工时，皇墙已经被拆除至只余2公里左右。

皇城城墙在民国前半期的被毁，是北京城市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

其中，市政当局（京都市政公所与继任的北平市工务局）和主事官员（主要有齐耀珊和华南圭）的主观决断应对皇墙的被毁负主要责任。

但归根结底，这一事件的发生存在时代背景上的必然性。

正如喜仁龙于1924年指出的：“毫无疑问，这种原因是与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一般状况密切相关的。

总的来讲，这些状况不利于古城和古迹的保存。

不幸的是当局既缺乏眼光，又缺乏必要的资金。”

[127]对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财政上的困难程度，沈从文曾有过生动的论述：

在这么一个统治机构下，穷是普遍的事实。

因之解决它即各自着手。

管理市政的卖城砖，管理庙坛的卖柏树，管理宫殿的且因偷盗事物过多难于报销，为省事计，索性放一把火将那座大殿烧掉，无可对证。

一直到管理教育的一部之长，也未能免俗，把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提出来抵押给银行，用为发给部员的月薪。

[128]

“市政部门卖皇城砖”

和“教育部长抵押善本书，拿钱发薪”

，是沈从文先生笔下北京各部门“各自着手”

以解决财政困难的两个例子[129]，形象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民国成立之后，政府与民众建设现代化北京的要求非常迫切，城墙成为旧时代的象征、新时代的包袱。

市民思想的兴起，使当局对原先“民不得入”

的皇城城墙严重反感。

政治上的认知与文化上的短视是市政公所和工务局注意到皇墙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其财政上的困难与“市政兴革，责无旁贷”

的决心结合起来，便果断将“利皇城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