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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上海崛起 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第3页）

近代上海的大部分历史是在“三家二方”

的特殊格局中演变发展的。

由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家分辖的上海，成为中西二方两种文化冲突融合的交汇点和大熔炉，并构筑了近代中国供各种主义、流派、组织和人物表演的得天独厚的大舞台。

如果我们正视社会进步往往是以“恶”

的形式开路的这一相当普遍的历史事实，那么就有必要在现代化主题与民族感情的强烈纠缠中，校正理性和感情的天平。

上述两重因素，造成了上海第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国际化和开放性。

我们看到作为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交往的压力”

带来了传统社会的土崩瓦解，人口流动成为衡量城市新陈代谢的最好指标。

上海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五方杂处”

局面的形成，恰当地说明了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

上海人口由1910年的128.9万，1927年的264.1万，1935年的370万，发展到1949年的506.3万。

在沪的外国人数，由1900年的7400人，1920年的2.7万人，1930年的5.8万人，发展到1942年，日军侵占时，外国侨民多达15万人。

外国人国籍包括：英、美、日、法、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几十个国家。

[5]

最能说明当时上海开放性的个例，是在20世纪30年代迫害犹太人狂潮中，上海成为犹太人的庇护地。

逃出德国而四处碰壁的犹太人，在上海可以无须签证而登岸。

1938年至1941年，就有近1.8万犹太人到达上海。

曾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的柯尼希、1977年到1979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撒尔、著名音乐家约阿希姆兄弟等，都是当时的“上海人”

和“上海孩子”

。

80年代，他们曾组织“回乡”

旅游团，重访并感谢他们的第二故乡和再生之地。

上海作为移民社会的特征同样表现在在沪华人的人口构成之中。

对三界华人籍贯的调查显示，上海本籍人仅占不足30%；公共租界内这一比例最高时是22%（1930）；华界这一比例最高时为28%（1932）。

外地人籍贯构成，比例最高的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

市区的人口密度，以公共租界为例，1935年每平方公里5.1万人，1940至1942年即达到每平方公里7万人。

作为面向太平洋的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与世界交流的绝不仅仅是商品货物，而成为西方文化思想输入的前沿阵地。

交往、通讯、流通的中心功能，正是工商业大都市往往也是文化中心的隐蔽的优势。

这一切，造成了上海“魔都”

的法力和魅力：“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单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后可以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

[6]这种神奇的传说，突出了现代大都市那种大熔炉和加速器的性质：不可抗拒地摧毁、改造旧传统，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新的共同文化。

对上海这个大熔炉，不妨说它的炉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它的搅棒是西方文化。

在沸腾翻滚、令人目眩的都市生活后面，是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冷峻的理性化进程。

在上海建立的中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固然是畸形的、扭曲的、很不彻底的和中国式的，但它毕竟具备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一些特征，并由此发育出一种新的文明和文化。

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基础上，依靠成本核算和资本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牵涉着一套独特的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

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它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