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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 京派文化的乐土（第1页）

二、北平：京派文化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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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话语系统中“京派”

和“海派”

的区别：当“海派”

被一以贯之地指称从20世纪初直到当代，包括艺术文化、生活方式、城市人格等不同层面的上海城市文化时，“京派”

却似乎专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时期的文学和知识分子文化，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而退出了当代北京的语言流通。

当上海将“海派”

不断泛化，源源不断地打出海派电影、海派服装、海派饮食，乃至海派袜子的旗号时，北京推出的却是京味小说、京味电影——用“京味”

取代了“京派”

。

话语背后的社会学事实是，近百年来，上海大致是一个连续的、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海派”

的要素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同程度地保存下来。

作为对比，在20世纪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北京城市的发展却是动**而断裂的。

它明显地分为几个时期，其社会结构、城市性质、地位、经济和文化面貌均大不相同：1911年以前，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的“帝京”

时期；1911年至1928年，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旧京”

时期；1928年至1949年，首都南迁后作为文化古都的“北平”

时期；1949年以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时期。

在习惯上，人们往往将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统称为旧京，或“老北京”

。

从辛亥革命后至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是北京由帝国的政治中心向新时代转换过渡的时期，尤以1928年首都南迁后至抗战爆发前的20世纪30年代初为典型。

今人忆及老北京，多指那段时期——孕育了京派文化，同时也是千年古都京味最醇厚地道的时期。

旧京和北平社会及其文化，作为历史剧变中的一个片段，似乎并不像旧上海那样为人研究和重视——近年来对它的回忆和介绍主要是在民俗的层面上。

北平社会和文化固然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状态，但是，它所昭示的城市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真的没有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价值吗？

几乎所有论及“京派”

的文字都抓住了“官”

的特点。

京城是和官场相连的，它的语言成为中国的“官话”

，它最重要的产出是京官。

这确实是契入京派文化的一个恰当角度。

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的城市社会和文化生态是围绕政治权力、官场生活而结构的。

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统，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与选官制度的合一，使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高度重合。

国子监、翰林院、史馆等最高层学术机构的建立，修书治史的活动，尤其是科举制度，使首都具有最强大的聚集、吸收知识分子的功能。

“槐花黄，举子忙”

，清代每次进京应试者多达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