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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 京派文化的乐土（第3页）

。

仍以地名为例，既有石驸马大街、百花深处胡同等极庄重、雅致的名称，又多有臭皮胡同、驴肉胡同、母猪胡同、屎壳郎胡同、小脚胡同、裤子胡同之类极粗鄙的地名——民国后，大多按谐音加以雅顺，如驴市大街为礼士大街，母猪胡同为墨竹胡同等。

最可笑的却是将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

对北京极为发达、源远流长的官文化不妨深入探究。

它显然包含了在京城发酵腐朽的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仕途门径、官场政治之类为政做官的官场文化；以及更为泛化覆盖社会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

但是，就基本功能、主体成分而言，它首先是一种官方文化，即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正统，也即封建社会的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

如以图3所示帝京文化的动力结构，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官场和政治主宰驱动的纵向结构。

图3

官、知、民分别对应了官的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

由于封建时代官员和士大夫身份的重合，士大夫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念、人格心态上依附于官场政治，知识分子文化只占有一个狭仄的、不很确定的文化空间，虽然它也发展出了有别于宫廷和民间，以高雅清逸为特点的文化趣味和文化样式。

主要由传统文化与地缘的华北文化结合而成的古都文化，只是一个相对比较次要的背景。

如果说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化奠定了日后“京派”

文化的基本品性和面貌，那么下层的民间文化所造成的，正是“京味”

。

在另一个方向上，宫廷和士大夫的文化，也汲取了京味民间文化的营养。

在清王朝崩溃后，“城头变幻大王旗”

，北京作为北洋政府的首都又承担了17年政治中心，这种文化结构虽然松动不实，仍大致保持着。

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才为之一变。

北平总是北京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暂用名。

自1928年改名，降为特别市，至1949年，北平时期共21年。

上一次是自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都南京，至永乐元年（1403）计划迁都北京，北平的名称使用了35年。

变化是从1911年推翻帝制开始的。

共和制的建立、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1924年冯玉祥进京逼宫，深刻地改变了北京社会。

曾经笼罩北京几个世纪的狰狞凌厉的帝王气消退了。

昔日的王公贵族不仅威风扫地，甚至生计无着，沦为车夫、保姆者亦大有人在。

王府宅第在变卖和荒废之中。

至1928年，偌大的一个官场迁移南下，“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自十七年以后，怀抱着这两种希望的人，不免要与这座古城告别了”

。

[19]北平的城市性质、社会面貌遽变，不仅丧失了曾经凝聚、结构北京的强悍威严的政治、军事机能，而且也丧失了历来由宫廷官场所驱动、刺激的经济功能。

一度百业凋零，堂会戏、大饭庄、会馆，等等，都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有的则永远退出了社会生活。

王气黯然的故都，宽厚温柔、和平幽默的民气却在上升，弥散着文化古都萧散悠远的韵致。

这并非仅仅是个象征，而是城市属性和机能由政治、军事中心向文化中心的实质性转化。

没有工业和其他支柱产业的北平，文化教育遂成为最重要的事业，成为城市的命脉。

一般认为，“30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面，靠一些大学中学维持繁荣”

[20]。

1931年，北平的高等学校26所，几占全国之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