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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 京派文化的乐土（第4页）

著名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私立大学有燕京、辅仁、协和、中法等。

中等学校，1929年为48所，1938年为88所；初等学校，1935年为246所。

北平有两个国立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之一部），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建筑、文物、文献、资料、书籍之丰，成为学术研究最便利之处，其他的专门文化机关不能悉数。

曾有人做过计算：每年中央汇北平的教育文化费400余万，加之清华、燕京、协和等特殊财源及其他学校机关，每年约1000万元。

大中小学生以10万人计，每人以每年消费100元计，两下相合，则北平市因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

[21]。

依靠教育文化事业而生存的人口成为城市就业人口的重要部分，曾经围绕官场运转的民生系统转而为学校和学生服务了。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会馆衰落之后，大学周围的学生公寓则如雨后春笋。

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的公寓多达300余家。

北大周围沙滩一带的公寓，住满了旁听生，“那年代北平人是很信任学生的”

，老板既敢赊账给学生，过时拖久也不催索。

一蹶不振的饭馆业改弦更辙，围绕大学大量开办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小饭店、小饭铺，以至街头饭摊——学生戏称为“普罗”

饭摊。

“每到中午下课，满街人头攒动，这里有北大正式生、旁听生、落第‘举子’，预备报考生，还有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学生”

。

民初即兴旺的旧书业生意兴隆，众多的书摊、书肆成为北平人的公共图书馆，形成北平著名的人文特色。

东安市场、隆福寺商场均设有书店书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东安市场才成为纯粹的商场）。

一位当事人描述20世纪30年代厂甸的旧书摊：在南迄琉璃厂中间、北迄国立师范大学“里许之长”

的路上，书摊之多，“如果挨次仔细浏览，不遗一摊，那么至少要破费两天的光阴”

！

形成北平文化生态和文化氛围的，并不仅仅是帝制王道崩解而至的和平、宽弛，以及淳厚的古都民风的回升，它被注入了由五四运动发祥，以科学、民主为号召的新思想和新空气。

北京大学以古旧学府之身而施牛津式的自由教育，所倡导的那种博大精深、民主自由、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文化新风，也许是五四精神与古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那里至今还没有‘拖尸’，没有交际夜，没有选手阶级，运动明星，没有东宫西宫，不大捧皇后宫女，没有许多别的大学所常有的东西。

大家自由地读书，自由地生活。

一千上下学生，从四十多岁到十七八岁，来自中国的各部，来自蒙古、新疆、日本或美国，包含有无数不同经验的人。

然而在他们之间没有歧视，也不故意地来接近。

每人呢帽上都佩有一白地黑字，朴素大方的‘北大’两字校徽”

。

院门口停着“胡院长五百元买来的高头大汽车”

以及新旧不一的包车，走下隐士式的启明老人（周作人），口含旱烟袋，脸喝得红红的科学大家冯祖苟；外貌极像德国人的李四光先生……而令人想起“从前蔡校长时代，开大学评议会时，左面坐着红帽子的陈独秀，右面坐着曾穿过黄马褂的辜鸿铭的故事”

[22]。

北大的开创的风气，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而文化首府的北平可能受惠最深。

台静农回忆当年辅仁大学的兴办，也有同样的自由宽松，不拘一格：“若按现在大学教员任用条例，不经审查，没有教学资历，或者学历等等，绝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的。

可是六七十年前旧京的文化背景，自有它的特异处，那里有许多人，靠着微薄的薪俸以维持其生活，而将治学研究作为生命的寄托，理乱不闻，自得其乐，一旦被罗致到大学来，皆能有所贡献。”

[23]

文教事业既成为北平的命脉，知识阶层也成为备受尊重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