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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 京派文化的乐土（第6页）

，代表社会良知，集中优秀知识分子的大学则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库，也扮演“世俗化的教会”

角色。

随着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大学还成为产生政治领袖的主要场所。

大学的这种精英性质和社会功能，如牛津剑桥之于英国、哈佛耶鲁之于美国、北大清华之于中国，是十分明显的。

同样作为教育文化中心，上海有别于北京之处在于，它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学多为教会大学，如圣约翰、震旦、沪江、东吴大学法学院等。

众多的教会大学和中学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宗教对于思想学术的控制禁锢，使教会学校虽可能产生少数具有超越性的人才，但在总体上难以担当为变革中的中国提供具有革命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功能。

上海最负盛名的复旦大学，在1942年以前一直是私立大学。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大学往往不如财源稳定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易于发展。

因而，上海始终缺少堪与北大比肩、作为众望所归的思想文化制高点的大学。

二是城市文化氛围和学术传统的差异。

长期兼具中国最高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于一身的地位，长期成为社会上层文化、主流文化的主要源泉和载体的历史，使北京作为思想和学术中心，具有深厚的做学问的传统；同时，置身于政治与学术的张力之间，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往往在“做学问”

和“干政治”

两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为外省所不及。

北大和清华都具有深久的追求卓越、严谨精慎的学术风气和做学问的传统，造就了一批渊博精深的学术大家；另一方面，在现代风云激**的社会变革中，又为中国贡献了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也是学生运动和学生领袖的主要产地。

政治活动就其正面的文化价值而言，仍具一种超越世俗的精英属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当年京派作家的动机和抱负，对他们当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不能不说，沈从文对海派文化商业化倾向的声讨，包含了对源自五四的新文学传统的捍卫和维护。

他仍以宗教精神般的虔诚，奉文学为严肃的人生责任、高尚的人生理想，以超越世俗的非功利的态度，追求艺术的完美之境。

他不能容忍以玩票白相的态度或以商品生产的态度对待文学，同时也反对以革命和政治取代文学。

这种不为外力所左右，唯一忠实于艺术和内心的价值准则，以一种清醒的、坚忍的态度从事新文学建设，正是对五四文化、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性质敏锐的把握和提升，也正是为外界所感受的京派知识分子“贵族气”

的精神内核。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上的“贵族气”

并不等同于基于权力、血统、财富的统治阶级的特权意识和骄奢富贵的品性，而是指在优势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中陶冶养成的一种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

无论在中西文化传统中，它都对应一种勇敢、自尊、忠诚、仁慈、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贵品性，以及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它基本上是与上层文化、精英文化相对应的精神气质。

例如，陈独秀援引尼采的分类，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称：“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of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ofslave）。”

[26]周作人则对文学中的贵族精神作过注释：“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

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若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去追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是退化而非进化的了”

。

“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诚的人的文学……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

。

[27]他强调的是作为精英文化的高雅艺术和纯文学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功能。

京派小说恰可以视作这样的标本：极为平民化、乡土化的题材和内容，却透出具有高度文化功力的艺术努力和雅致精到、极富书卷气的格调品位，即所谓的“贵族气”

。

作为一种理想人格，高贵、尊严的对立面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媚俗和粗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