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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 京派文化的乐土（第7页）

其所反映的已不仅是文化中的高下之分、文野之分，而对应了人类精神生活中崇高和卑下的两极。

越过文学论争，我们看到的还有京派作家对现代知识分子人格、角色行为的体识和坚守。

在二三十年代民族、政治矛盾和社会动**之中，对知识分子的功能、角色具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并对五四传统和五四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性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周作人如果不是第一人，也是最早具有洞见的人之一。

他逐渐对成为时代特征的激进、浮躁情绪的新潮不断的运动感到了反感和警惕，确认身为作家，“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

，尽管世事纷攘，责任重大，“依了自己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

[28]。

这正是文学家参与和报效社会的方式和途径。

当你坚持“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之时，你便已经报答和造福于社会了。

如不因人害言，其所蕴含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价值。

知识分子的类型、功能和社会角色多种多样，然而“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

（蔡元培）。

中国所缺少的，难道不正是这种能够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致力于基本学理和规范的建立，致力于学术、理论的积累和进步，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准服务和参与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职业精神吗？

它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将对社会的关注首先转化为知识分子自我的完善和拯救，建立清晰的理性和健全的自省能力。

周作人对发端于五四、以群众运动方式实行多数人的专制的弊端极为警觉和担忧，反对用任何集体、社会、政治的名义轻贱人性，抹杀个性，要求思想与文化的宽容，维护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五四精神。

他认为用群众运动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思想动辄施以“社会制裁”

，“个人的言动饮食几乎无一不在群众监督之下”

，这种“蛮性的遗留”

与现代性背道而驰，因为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正是健康的理性社会的基本标志。

“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却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

[29]。

他认为“现代的社会运动当然是有科学根据的，但许多运动家还是浪漫的，往往把民众等字太理想化了，凭了民众之名发挥他的气焰，与凭了神的名没有多大不同”

[30]。

他后来断定左翼运动是建立在“狂信”

基础上的“新礼教”

，语极偏颇；但他反对“遵命文学”

“新八股”

“洋八股”

“党八股”

，甚至“深感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

[31]，在今天看来仍不无价值，在当时更如空谷足音，不可谓不“超前”

，不“贵族”

。

京派文化的负面作用也显而易见。

徘徊于政治与学术、读书与救国之间，固是中国知识分子基本的生存困境；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学界与官场相互依存和抵触的关系中，这种冲突更为痛苦尖锐，自有不少文人堕为“官的帮闲”

，更多的也许是官场对学界的控制、利诱，官文化对知识分子文化的渗透侵蚀，古都的官气、暮气和古朴保守的风气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