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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别经验性认识（第1页）

二、个别经验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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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指出时人对瘟疫传播的认识以空气传播为主，并不是说其对其他播方式毫不知觉，实际上，时人对经水传播、食物传播、接触传播和虫媒传播等传播途径均不无个别的直观或隐约的感知。

清代的江南瘟疫频仍，同时又有较高的文化和医学发展水平，因此瘟疫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传染方式也不可能完全被忽略，只不过在以气感染这一观念的笼罩下，这些直观感性的认知不易引起注意并获得发展罢了。

现代一些医史论著，在论及中国古代的传染病预防时，一般都会引用清代熊立品的一段话：

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9]

据此他们认为古人对瘟疫的传染和预防的认识已取得较高的成就。

[10]熊在这一立足现实观察得出的认识中，已指出了空气传播、接触传播和食物传播三种传播方式，就今天的认识来看，自然是非常值得称颂的。

不过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清人在传播方式的认识上已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应当看到，像熊立品这样的论述，在当时的医学界实属个别，其后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而且熊本人也未对“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

做任何理论上的阐发。

他与同时代其他医家一样，认为时疫完全是气造成的。

[11]因此，他对后两种传播方式的认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直观的感知。

实际上，在此之前人们对此就已有隐约认识，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云：“天行温疫，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12]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指出：“人有因吉凶坐席饮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食饮入五脏，沉滞在内，流注于外，使人肢体沉重，心腹绞痛，乍瘥乍发。

以其因食得之，故谓之食注。”

[13]虽然李的本意并非是要与病人衣物隔离，巢的论述中随食饮而入的是气，但他们都已将这两者与疾疫联系到了一起。

其实就是在清代江南的民间，人们对食物与瘟疫的关系也有模糊的认识，比如，雍正十年（1732年）潮灾之后，太仓州镇洋县等地之河水变成黑色，恶臭不堪，“鱼不能安，随流而下，七浦鱼人曾收网取之，莫可胜算。

鱼价顿贱，人始而食，继则相戒，恐染疫疾也”

[14]。

只不过，他们不是从传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的。

此外，对于熊立品未予论及的水传播和虫媒传播，时人也有些零星的认识。

关于水，比如王士雄指出：

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

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借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

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

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

[15]

葛元煦在游沪时注意到，“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乘潮来汲水而食。

潮退腥秽异常，故饮者易生疾病”

[16]。

不过他们似乎都是从病原和病因上认识水源的，而且也仍未脱离疫气的认识范畴，比如王主张疏浚河道、清洁水源，是因为这样可以消弭一些导致疫疠时行的热气和秽气。

至于葛说饮秽水易生疾病，无疑来自实际生活经验，并没有将此与瘟疫作任何联系。

应该说，对秽污之水的厌恶可能是人的一种本能，未必一定认识到它与疾疫相关才嫌恶。

比如，钱塘的曹德馨在一首描述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灾患的诗中说：

雍正某年夏，杭州关使者缺人，制府李公摄之。

一日午后，离关半里许，泊五六小舟待启关，舟皆插温府小黄布旗，见者以为官家船，弗异也。

将晚，李公以船少不放关，令下，数船相谓曰：“奉李公命，不得进关，我等只可赴余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