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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秀才用兵（第1页）

三、秀才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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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历时两年，波及多省，动员大量人财物力，又趁清廷自顾不暇之机，结果却不战自溃，草草收兵。

事后人们纷纷追查败因咎责，保皇会内部也互相猜疑推诿，或称告密牵累，或谓饷械失济，或指中饱私囊。

然而，检验保皇会的组织指挥系统及其实际运作，可见其中存在严重痼疾，使整个战略准备停留于计划的一纸空文，没有落到实处，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贵在组织严密，指挥果断，办事有效，令行禁止。

否则，计划再周详，也是纸上谈兵。

但保皇会骨干多为士子书生，情急而言兵，从个人素养到组织功能，都与军事行动的要求严重不符。

正所谓秀才造反，夸夸其谈，成事不足。

康有为身为统帅，长时间对主攻方向举棋不定。

虽然他后来声称“前后俱注意于西”

，但未能坚决贯彻实施。

在华侨督催，属下意见分歧，以及客观形势千变万化等因素的干扰下，一年之内，几易方略，最终也没有注全力于西，主攻侧应流于相机速发。

帅无定见，乃兵家大忌。

此外，由于澳门总局办事不利，康有为无法切实掌握各路勤王军情，却坚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断”

[1]，所定用兵方略背离实际。

如黄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还郑重其事地将其巡防营作为长沙内应的主力。

而且康缺乏军事常识，其决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

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

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

[2]，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

[3]。

他自诩知人善任，却往往用人不当，信任夸夸其谈的富商子弟和心怀叵测的游勇头目，埋下致败祸根。

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

[4]。

加上康有为缺乏勇气胆识，远居南洋养尊处优，不敢亲入内地统军，平时还要众多卫士洋兵保驾，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

难怪一位久慕其名的加拿大华侨指责其“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

，只知“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于不顾”

[5]。

先生如此，门生更甚。

澳门总局担负着聚人联络，收拨款项，购械运货等项重任，相当于前敌指挥部。

照梁启超的说法：“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

[6]，“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

[7]康有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称之“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

[8]。

后来因两广行动虎头蛇尾，康有为谎称：“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

[9]表面贬低总局的地位作用，其实是为弟子们开脱咎责。